王文君

 

      1 9 8 3年5月1 2日，一个凤凰花开红艳艳的普通日子，学校领导叫我去统战部开会。我是政协委员，开会的机会多，也没问开什么会，就去了。万没想到，这一去，竟站到了我人生历程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关口。

      在市委统战部部长王建同志的引荐下，我与民进四川省筹委的同志见面。一位同志紧紧握着我的手，满腔热情地开口便说：“我们终于见面了！”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心想：你是谁呀，怎么跟老朋友见面似的？这位同志，就是1957年即从事民进工作的老前辈彭复生老师。

      复生老师真不愧是党派工作的高手，从教育事业的百废待兴讲到党派工作的拨乱反正，再从我是攀枝花教育界的代表人物讲到我更是民进工作的理想人选，一席话讲得我心里热乎乎，脑子晕乎乎，心绪被他的热忱所感染。于是我就成了一名民进会员。我入会，就这么简单。

      “人生七十古来稀。”如果以3 6 5天乘以7 0来计算，一个人一生也就能过2 5 5 5 0天而已。在这个人生道路的两万五千天“长征”中，对一个普通人而言，真正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能有几天？而1983年的5月12日，对我这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就是这样的日子。4 0岁的我，与民进——这个此前我并不了解的民主党派结下了半生的情缘。

      老实说，一直以来，我对加入民主党派心存疑惧。年轻时在中文系读书，《现代文选》中有一篇教材叫《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我对民主党派的最初的认识，就来自毛主席的这篇文章。文中有一段：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是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授课老师好像对这一段特别偏爱，读得有板有眼，讲得唾沫横飞，听得我这个年轻的大学生胆战心惊。从此我便在民主党派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间划上了等号。

      但复生老师把党派工作讲得有声有色，使我只有首肯而无辩说的余地。尤其是他举出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谢冰心、赵朴初等几位“大牌”人物时，我已经激动得不能自已。民进的这几位领袖人物，都是光彩夺目的学界泰斗，是我从小就崇拜的偶像，他们的人格魅力早就使我心驰神往。这么伟大的文化巨匠都是民进的成员，民进难道还不伟大么？难道还不值得我这个小小的中学教师忝列其中么？

      因此，虽然我加入民进毫无思想准备，但民进对新会员的火一样的热情，却很快熔化了我的疑惧之心。民进为什么能在教育界有如此大的感召力？我想，老一辈民进会员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是最根本的因素。有了这些旗帜的招引，天下学子还能不负籍而景从?所以我想，新一辈的民进同志们，如何继民进之优良传统，开民进之一代新风，你们的责任不轻呵。

     民进中央的领导同志，我最先认识的是葛志成副主席。1984年2月，民进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葛老代表中央来成都指导工作。葛老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一是他满头的银发，二是他和蔼可亲的笑容。记得当时我向他汇报攀枝花民进的情况，当他听说我们只花半年时间就发展了108名会员，并圆满完成了市委会的筹建时，他高兴得直夸我们是水浒英雄一百单八将，干得好。

     1995年4月，民进中央在温州召开教育研讨会，我去参加了。葛老也来了。他依然是满头银发，满脸笑容。22日的早晨，我按一般习惯，于七时半左右去餐厅用餐，碰巧葛老也来到餐厅用餐。可这时餐厅空无一人，我们显然来早了一步。葛老便与我闲聊起来。他还是那么关心攀枝花民进的工作，问得很仔细。老人家的记忆力出奇地好，只须一面，他就记住了你。

     早饭后，按照安排我们参观了几所学校。那天温州的天气比较闷热，可葛老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与大家一道爬楼梯，进教室，一直忙到中午，才回到宾馆。由于很累，下午的会推迟到三点举行。光华同志考虑到葛老的身体，让他老人家多休息一会儿。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么短短的两个小时，我们敬爱的葛老，竟毫无征兆地在他的房间永远地安息了！

     真是难为了光华同志，他为了照顾大家的情绪，强忍巨大的悲痛，告诉大家葛老突发重病，已送医院抢救。我们很震惊：中午不是还好好的么?怎么突然就进了医院？当时，大家绝对没有往坏处想，但最坏的消息还是传来。为了参加追悼会，我特意去街上买了一件黑色的衬衣。温州殡仪馆里，前天还在学校列队欢迎葛老的同学们，今天又列队送别葛老。噩耗来得太突然，大家都禁不住感情上的沉重打击，情绪低到了极点。我强忍悲痛，去向葛老做最后的告别。我本没有流泪，可民进中央一位女同志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立即感染了我的情绪，使我的眼泪汩汩地涌了出来。我们应该为葛老而哭，一个为共和国的建立、民进事业的兴旺发达贡献毕生心血的老人飘然仙逝，我这个有泪不弹的后生应该为他呼天抢地：此时不哭，抱憾终身！

       赵朴老的书法，在世间属于收藏的珍品。我非常想得到他老人家的墨宝，但敬畏之心使我不敢贸然求索。

       1986年年底，民进中央召开全会，会间有一段较长的休息时间。我看朴老面前没有人打搅，就鼓足勇气向他老人家问好。当他得知我来自攀枝花时，高兴地说，攀枝花我去过，那地方很好。我说，您还给攀枝花题过诗呢，朴老爽朗地笑起来，直说：对，对！

       这次短短的接触，使我心里涌起了希望。我向芳龙同志表达了请朴老题写校名的愿望，芳龙同志表示一定转达。一个月后，我即收到一份来自中国佛教协会的大信函，拆开一看，竟是朴老的真迹！真正是喜出望外呵！可高兴不出一个月，问题来了：国务院批准渡口市改名为攀枝花市，而朴老题写的校名上却还是“渡口市”。怎么办？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致函芳龙同志，希望朴老另书“攀枝花”三个字。很快，朴老补书的“攀枝花”又寄来了。

      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一个伟大的书法大师，我们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同寻常的往来？赵朴老为什么不厌其烦地为一个远在攀枝花的中学题写校名？不就因为我是一个民进会员吗？如果我不加入民进，恐怕我永远也无缘拜见朴老，更不用说一再麻烦朴老题写校名了。是民进给了我这么一块圣洁而明朗的天地，让我从三尺小讲台走向社会大舞台，与天下的民进会员成为朋友，开阔眼界，增进学识，成为既能教书，又能参政的党派成员。如果说，我这几十年也算为教育事业和多党合作贡献了一点热忱的话，我要把这点微薄的成绩记在民进的功劳簿上。

      民进是一个温馨的家。这个家，家风敦厚，家教朴实；这个家，春光明媚，润物无声；这个家，“有老有少”，“没大没小”；这个家，是我们民进会员永远值得信赖值得依恋的精神港湾。22年前，我的理想之舟一不留神闯进了这个港湾，我才知道，这里是如此地让人流连忘返。22年来，我像一个孩子，在港湾里荡舟划桨，信步驰骋。当我聆听会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教诲的时候，当我与各地的民进朋友亲密接触的时候，当我与攀枝花的民进会员携手联欢忘情歌舞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民进赐给我的快乐生活。我快乐，所以我希望我身边的朋友们也快乐。于是我们民进大家庭的成员就越来越多，日子也就越过越红火。人丁兴旺，事业发达，我们民进真好呵！

      假如阎王爷批准我在这个世界上呆80年的话，那么40岁正好是我生命的中点，我在这个点上加入了民进。检点一下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如果说教育是我前40年的孜孜追求，那么民进，就是我后40年的拳拳寄托。一半是教育，一半是民进，我的生命是如此的简洁而又明快，清贫而又富足，也算是一种人生的慰藉和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