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传俊         

           
      今年，78岁的我记忆衰退严重，惟有几件事仍清晰地铭刻于心。
      一件事发生在1958年春天。碧波悠悠的嘉陵江流过古定远县烈面镇，镇西北有一所享有盛誉的淳风中学校，校长李凌云是中共上海市委早年的地下党员，因照顾夫妻关系而入川。那年，我就读于淳中1959级一班，写了两首小诗登载于县报，受到李校长表扬。三月红绽放如火的那天，我和几个同学挑粪给学校的油菜和麦苗施肥，汗水湿透衣衫。当天傍晚，我发高烧，烧得全身好像火烤火燎，头痛欲裂，既而昏迷过去。苏醒过来已是第五天，同学说，是李校长救我小命一条。此话怎讲，因为我得的是急性脑膜炎，当时当地尚无医治此病之药，李校长将他仅有的几片特效药让我服下，才转危为安。其他得此病者，非死即瘫，或傻或呆，后遗症伴其终身。我病愈后却没有严重的后遗症，1959年秋还考上县重点高中。
      又一件事发生在1963年春天。这年，我是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66级二班大一学生。西师是全国著名的花园大学，校园的春天真美，杏花粉，桃花红，李花白，百花争艳，姹紫嫣红。我这个山沟沟里长大的农民娃，托的是共产党的福，读的是翻身的书，在这如诗如画的大学校园里，千般热爱，万般珍惜，勤学苦读，绝不懈怠，除孜孜不倦地学专业知识外，还认认真真地读毛主席著作。有一天，我荣幸地参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座谈会，信心满满地发言：“毛主席的《矛盾论》读过两三遍，根据万事万物都要一分为二的论断，我认为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此话尚未说完，主持座谈会的同学就厉声质问我：“蒋介石也要一分为二么？”全场默然，座谈会戛然而止。刹那间，像掉进冰窟窿，我僵硬地站着。在那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直觉告诉我，大祸临头也，等待坐牢吧。等待，忧心重重地等待，常在梦中，我被冰冷的手铐铐着押进学院保卫科。醒后，我却安然地躺在学生宿舍里，平安地去教学楼上课，平静地去图书馆借阅书刊。后来，共产党员许子清教授教导我，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做事认真，敢讲真话，诚然可贵，但要讲究策略呀。当时，同学把我发言的情况报告到他那里，就此打住了，身为政治辅导员的许老师冒着违反组织纪律的风险，未再上报。他十分明白我的发言是在理的，只是不合时宜。以博学为师、卓德为范的老师，绝不能昧着良心将勤学善思的学生而毁掉之——这是许教授的肺腑之言，也是对我的谆谆教诲。
      1963年，于我而言，是非常之年，再一件事就发生在这年秋天。春天之发言不慎，庆幸未镣铐加身，我倍加感恩，天天以雷锋为榜样，践行于为人民服务活动中。每次餐后，我就自愿帮食堂工友洗碗刷盆，收盘捡钵，擦桌抹椅，扫堂帚地，事事尽心，日日为之，情若碳火，意若磐石。是年秋季开学，为迎新晚会布置会场，我积极参与却被漏电触击，从食堂饭桌上摔到硬硬的三合土地面，顿时昏迷得人事不省。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依稀记得我大步迈出学院卫生科，挎着书包走进教室，正常听教授讲课，正常与同学交往，正常大学毕业，正常参加工作，正常结婚生子，正常舞墨弄文……然而尘封的往事有如春笋破土——大学毕业40年后的2006年桃花盛开时节，我参加母校校庆，重游桃园故地，在花香郁郁中竟然得知，43年前发生的电击之事，许子清教授守护我7天7夜，唯恐成为植物人。我苏醒后，许教授还对全年级百余同学再三叮嘱，不要把昏迷7天7夜之事让我知道，也不要外传，怕我背上思想包袱，更怕影响我尔后的婚姻家庭。
      而今，我健康地生活于桑榆晚年，有儿有女有孙孙，家庭温馨，其乐融融。诚然，回顾几十年生命历程，述其二三之事，则匪显摆热爱劳动，亦非自诩活用“毛著”，更匪炫耀学习雷锋，彼其旨何也？其实，我分明要说，也很想说，还必须说——惟李凌云校长、许子清教授等共产党员的人性光辉，恰如心灯长明，光亮着我们的生命，辉映着我们的灵魂，温暖着我们的家庭，鞭策着我们为新时代的愿景而驰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