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全

出自北门，
忧心殷殷；
终窭 （jù）且贫，
莫知我艰。
已焉哉！
天实为之，
谓之何哉！

王事适我，
政事一埤 （pí）益我；
我入自外，
室人交徧（biàn）谪我。
已焉哉！
天实为之，
谓之何哉！

王事敦我，
政事一埤遗我；
我入自外，
室人交徧摧我。
已焉哉！
天实为之，
谓之何哉！

在《诗经》中，用第一人称“我”来抒情的作品不少，这首《北门》就总共用了9个“我”， 就好像“我”与你在面对面诉说。格外生动也格外引人注目。
引人注目地不只是以第一人称抒情，它吸引人还在这几个问题上：
首先这首诗表现的主题是什么，从古至今至少有八种主题说；
其次，这个“我”究竟是个小吏还是个大官？学界也各执一辞；
再次，这首诗到底表现“认命吧”的屈从还是为了尊严而继续努力奋斗？
还有，它一反《国风》中的其他诗歌的结构，层层推进而是并列式的三段歌唱。
公务员，是现在的叫法，在中国古代，叫“官吏”，但官是官，吏是吏；
官发号施令，吏跑腿执行。
官有编制，吏则没有；
官有俸禄，是国拨，而吏的饷银是地方筹措。
但人们习惯合称“官吏”。
“公务员”是现在世界各国的统称。公务员包括官和吏。
我们这里将诗中的“我”称作“小公务员”，因为“我”只干事，成天忙得不亦乐乎，好像是个小吏；但从他有干不完的事情来看，他又是能力超群的技术型官员。别人干不来，长官就找他去干。他还深得上司器重，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事情干呢？
再者，根据一些学者考证，“我”是个级别不低的大官，是个贵族，那他又是官而非吏，他又属于公务员。所以我们就将“我”在文学上定性为“小公务员”。
邶，是周代的一个小诸侯国，就在现在的河南省汤阴县一带，也就是民族英雄岳飞故乡的那一带。
《北门》选自《诗经?国风?邶风》，《邶风》是邶（bèi）国的民歌，共收入19首。邶国是个小诸侯国，它在哪里呢，由于年代久远，众说纷纭，大致是这样的：
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灭纣兴周，建立西周政权，邯郸划给邶国，属于纣王的儿子武庚的封地。
周武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周成王继位，成王的叔叔周公姬旦摄政代管。因管叔姬鲜、蔡叔姬度等人原本就与周公姬旦不和，便与商纣王帝辛的儿子武庚（子姓，武氏，名庚，字禄父，沬城即今河南卫辉市人）联合发动叛乱，历史上叫“管蔡之乱”，又叫“武庚之乱”，叛乱镇压后邶国的封号被取消，连同鄘国一起划归卫国管辖。简单说来“邶”就在现在的河南汤阴县东南，也就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家乡一带。
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小公务员，从早忙到晚。本来“我”有理想，有抱负，唯长官意志是从，事务巨细，亲历亲为，但却得不到升迁。连家人也不理解“我”，埋怨“我”，责难“我”，使“我”的尊严受到伤害。“我”只好把这些倾诉出来，倾诉完了之后继续要投入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去。
诗一开始，便说：“哎呀呀，我从那都城的北门走出来啊，心里忧伤又烦乱啊。”
那这个“我”是干什么的呢？
“终窭且贫”：“又受苦来又贫困。”
“窭（jù）”，贫寒；“窭”这个字上面一个“穴”，“穴”是地洞，“娄”是“两层”，就是在地穴中再挖地穴。没有房子居住，只好住于洞穴中，所以引伸为“贫寒”；
“莫”是个无定代词“没有谁”。
你看“我”又苦又累又贫寒，那肯定是个小吏吧？不，不一定！你看官府的什么事都交给“我”做，“我”是个小吏吗？明显不是；再者说来，“我”现在“终窭且贫”但不证明“我”以前是贫寒之士啊。郭沫若先生也是这个观点，说他是破了产的贵族。
“莫知我艰”：“没有谁知道我的劳累艰辛。”
“已焉哉”：“已”是“完结，终了”的意思；“焉”“哉”都是语气助词，“焉哉”连用，表示语气强烈。“算了吧！不说这些了！”
“天实为之”：“上天实际上就这样安排了，认命吧！再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一肚子伤心，一肚子气。但说归说，脚步还是没停歇，急匆匆地走，急匆匆地做事。
第二章写“我”的日常工作。
“王事”指“官府的事、公家的事”；“适”通“擿(zhì)”：“投”、“掷”的意思。“上司把什么工作都扔给我。”虽是埋怨，但心里难道没有得到上司的认可而自豪？没有为自己出众的办事能力而骄傲？
“埤”：“增加”。“每天又给我增加许多杂事。”
“我入自外”，是“我自外入”的状语后置句，“我从外面回到家”。“室人”就是“家人”；“交”：“轮流”；“徧”通“遍”。
“家里的人轮番地骂我，贬谪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挣的钱少，干的事多，且无升迁。难怪家人不但不理解反而数落，贬损“我”。
末尾还是如第一章的吟唱：
“唉呀，还是算了吧！上天安排是这样，我再抱怨也无用。”
请看第三章：
“敦”：“逼迫”、“投”：“公务大小事情都扔给我。”
这就说明这个小公务员能力很强，是个技术型干部。上司鞭打快牛，把大小事情都交给他办。
“遗（wèi）”是“送”的意思。“把许多公事都要送给我办”。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
“摧”在这里是“讽刺、挖苦”之义。“我从外面回到家，家里人一点都不理解，还不断地讽刺挖苦我。”
“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哎，算了吧！天意如此，我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看来，这个小公务员也只是抱怨一番，发泄一下，抱怨完了，发泄过了，该干啥还是去干啥。
这首诗的基调究竟是哀怨的还是积极向上的呢？我们说一部《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现实主义就是表现现实的社会生活。
它正是正面的客观地表现了官府小吏的成天忙于事务，上司只管交办，薪俸微薄、家人抱怨的现实。
但三章都没有甩手不干或怨天尤人之语，他说“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只是对自己的宽慰，明知说了没用，但说出来心里就好受些，也符合现代心理学的“减轻心理压力”的学说要求。
所以我认为这首诗是表现小公务员任劳任怨砥砺前行的充满积极向上精神的诗歌。生活所迫，面对现实，不抱怨那就假了，那就失去了“诗言志”的功能；光抱怨，不努力，那又丧失了诗的教化作用。
关于这首诗的主题有许多种说法。
第一种：表达忠臣不得志。
持这种观点的以《毛诗序》为代表。《毛诗序》说：“《北门》，刺仕不得志也。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尔。”说是表达小吏埋怨生不逢时，再引伸扩大说讥刺整个卫国的忠臣不得志的现实。
郑玄给这段话作批注说：“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就是说小公务员不得志，因为国君不知道他的志向，他在工作中又遇到了许多困苦。他又推论道：“言君既然矣，诸臣亦如之。”不光是这个人是这样，其他大臣都是这样。
既然《毛诗序》说“我”是卫国忠臣，那就说明这个“我”不是个小吏而是个上了品级的官，其地位不低。
第二种：处于低下之位的士没遇到知己。
知音难遇，这是千百年来来作为士人的普遍感慨。这种观点的代表是东汉的王符。他在《潜夫论?交际》中把这首诗的题目“北门”作为地位卑下的代名词，说：“处卑下之位，怀《北门》之殷忧”，把这首诗的主题解释为“贫士不遇”。
后来在《世说新语?言语》中根据这首诗又创造了个成语：“李充家贫，又怀才不遇，故有‘《北门》之叹’。”地位低下又怀才不遇叫“北门之叹”
第三种主题：讽刺国君不识人才。
唐代大经学家孔颖达在《毛诗正义》里说此诗的主题是“卫君之暗，不知士有才能，不与厚禄，使之困苦，不得其志，故刺之”。讽刺卫国国君昏聩，没有眼光，不识人才。
第四种主题：讽刺暴君周厉王的。这是清代姜炳璋在其《诗序补义》里的观点。他猜测此诗作于“西周之世夷厉之时，卫未并邶之日”。他说这首诗是讽刺周厉王的，那时候卫国还未并入邶国。
第五种主题：贤能的人安心作一个处在下位的小吏。也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安贫乐道”。
持这种观点的是清人方玉润，他在《诗经原始》里说：“《北门》，贤者安于贫仕也。”
第六种主题：反映了一位辛辛苦苦而又禄薄室陋的小官吏不堪其苦而向人诉苦。这是现代著名先秦学术家、古文字学家、训诂学家高亨在《诗经今注》里，华东师大教授程俊英先生在《诗经译注》里所持的观点
第七种主题：《北门》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物价飞涨，入不敷出，不少贵族破产。家人抱怨，苦不堪言。
持这种新观点的是原中国科学院院长、戏剧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面阐述了这个新观点。
第八种主题：厌战反战。
持这种观点的是现代学者翟相君。他在《北门臆断》一文里根据《诗经》的用词习惯，考释“王”特指“周王”，“事”专指战争，然后根据《左传?桓公五年》记载，认为诗中所谓“王事”，是指卫宣公十二年（公元前707年）秋天，卫国人帮助周桓王伐郑而战败一事。他认为这首诗的主人公参与了这次战争，归来后受到同僚的埋怨，作这首诗抒愤；或是卫人借这位官吏之口表达对这次战争的不满。
你看，一首小小的诗歌，主题竟有这么多种，比皇皇巨著《三国演义》的“四主题说”还多2倍！
以上这些主题说，都有道理，都是前贤研究的结晶，发掘性鉴赏的成果，值得我们重视。
我认为，我们既要重视先辈的观点，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又要结合历史史料，更主要的是要从诗歌本身来发掘、梳理、总结完善它的主题。
首先，如果《北门》是首怨愤诗，那它多半会采取递进的方式，一层一层推进，加大这种怨愤的渲泄力度而不是像这首诗三章并列，每章都有抱怨但都只是抱怨而已。
其次，它每一章都说“说这些有什么用呢？”自己明知道说了没用，只不过心里堵得慌，说出来就好受些。每一章都在说，每一章又都在干。并且干的事情还越来越多。
再次，虽然后面两章都在说家人的埋怨、责难，但家人的讽刺也好，责难也罢，都没有使“我”放下工作，也没有使我萌发“跳槽”经商等念头。因为“我”相信后来日子是会一天一天好起来的。这才符合社会进化规律的。如果诗歌都是通篇沉闷苦涩，那一部《诗经》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牢骚、愁苦、怨愤，看不到光明，看不到未来，它还有什么教化与激励可言？
要鼓励人们勇敢地面对生活，即使当前有困苦，有怨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终将过去。
所以我认为这首诗就是一篇表现一个小公务员任劳任怨又砥砺奋进的现实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