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唐诗人，这三个人是不能不说的。
      一个是白居易，一个是元稹，还有一个是刘禹锡。
      为什么要将这三位大神级诗人一起请出来瞻仰一番拜读一番分析一番呢？有讲究——这哥仨，同为中唐诗人，在诗歌、诗歌理论、话本、哲学、地方治理等方面都卓有建树；更重要的是在诗歌史上这哥仨交集颇多且友情颇深，素有“元白”、“刘白”之称。
      白居易和元稹是挚友，两人文学观点相同又共同倡导并领导了声势浩大、意义重大的“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与刘禹锡于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在扬州见面，这一年两人都55岁。两人相见恨晚，志趣相投。后来还有裴度、张籍、杨嗣复、崔群、李绛等人加入他们的诗友群，诗酒唱和，遍游风景名胜。白居易曾写诗说“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白居易《哭刘尚书梦得二首》其一）。白居易和刘禹锡唱和之作多达130多首，他将这些诗编成《刘白唱和集》。
      这哥仨个性各异，入仕道路基本相同但为官之道却各有不同。这哥仨都或长或短、或多或少被贬过官，仕途升迁沉浮各不相同。
      这哥仨都是河南人。白居易和刘禹锡同庚，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生人，元稹比他俩小7岁。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  ，生于河南新郑 。与李白、杜甫并称唐代三大诗人；与元稹并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元稹，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人。与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掌门人。
      刘禹锡，字梦得，籍贯河南洛阳。他不光是诗人还是个大哲学家。
      按这哥仨在中国诗歌史上的贡献、地位，理应白居易排头，但为何不称“白元”“白刘”而称“元白”“刘白”呢？这主要是以音韵学约定俗成规则，并提两个人的姓，一般将平声字的放前边，仄声字放后面，有抑扬之感，叫起来顺溜，听起来响亮。如屈原和宋玉并称“屈宋”，李白和杜甫并称“李杜” ，王维和孟浩然并称“王孟”等。“白”字在唐代是入声字，归入仄声，在《平水仄》中属十一部“陌”部。“元”“刘”在平水仄中都是平声，所以称“元白”、“刘白”；另外，白居易生性低调、谦让，他自己称与元稹的关系时也放后边，称“元白”。
      这哥仨都是干部子弟，用现在的话说叫“官二代”。白居易的爷爷白湟任巩县（今河南巩义）县令，父亲白季庚先任徐州彭城县县令，一年后因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一州刺史的副官）。
      元稹和刘禹锡还是皇统血脉。元稹是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320年～376）的十四世孙，曾祖父元延景，为歧州参军，爷爷元悱官至南顿县臣，父亲元宽任比部郎中（“比”就是审核。唐代在刑部下设四个司：刑部、都官、比部、四门。比部司司长称郎中，副司长称元外郎。）
      刘禹锡的先祖为中山靖王刘胜。刘禹锡的曾祖父刘凯，官至博州刺史；祖父刘锽，由洛阳主簿升任殿中侍御史，赠尚书词部郎中。父亲刘绪，也以儒学著名，并于天宝末年中进士。历任浙西从事、盐铁副使、殿中御史。
      这哥仨出身好，起点高，有儒家积极进取忠君卫国建功立业的血脉赓续；而且这哥仨天赋都高，自身十分勤奋。
      白居易读书读得口舌生疮，手肘磨出了茧子。废寝忘食，悬梁刺股。
      元稹的启蒙老师是他的母亲郑氏，《旧唐书?元稹传》说：“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
      刘禹锡既聪明又勤奋。很小就习儒家经典，吟诗作赋。做诗曾得到当时著名的诗僧皎然、灵澈的熏陶指点。他在《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 古代幼儿的头发分垂两边至眉毛，叫“两髦”意思是说他小小年纪就拿着笔墨，陪同皎然和尚灵澈和尚吟诵诗词，两们和尚都说这孩子是可堪造化之材。
       这哥仨所处的时代，要实现忠君爱国，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科考是一条必由之路，除此之外，还有武功成名，隐士出山两条险路，但这两条路都不适合这哥仨。
      这哥仨都是学霸，更是考霸。
      唐代科举考试主要有两种：一是常科，一是制科。常科每年都举行，是固定的考试；制科则不固定时间。常科又分“明经科”和“进士科”，有点像现代的和本科和研究生。明经科和进士科从难度到科目都不同，不像现在都是一张高考卷子，本科落选进专科，专科落选进中专。
      进士科相当于现代考试制度的博士，参加中央政府的最高等级考试，称为殿试，考三场，一场是贴经，二场考诗赋，在规定的时间内各写诗一首，赋一篇，做诗必须用给定的韵。第三场考策试，就是考治国方略。每场考试都实行淘汰制，一场被淘汰就不能参加下一场考试。
      进士科考每次只录取三四十个人，是明经考科录取的十分之一。
      进士分三甲，一甲三人，称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称进士出身，三甲称同进士兵出身。后来把三甲统称为“进士及第”，总共也就十来个人。
      明经科主要考试内容包括“帖经”和“墨义”。“帖经”有点像现在的填充题，摘录经书的一句并遮去几个字，考生需填充缺去的字词；“墨义”是关于经文的问答，相当于现在“填空默写”和“阅读理解”，主要考察考生对典籍的熟悉程度，只要寒窗苦读便能考上。相对于进士科要容易许多。
      这哥仨中，刘禹锡最厉害，22岁便中进士；白居易次之，29岁中进士；元稹因为父亲去世早，家里经济拮据，想早点做官挣点银子，所以没有考博士而只考本科——选择了相对容易考上的明经科考试。
      贞元九年（793年）年，22岁的刘禹锡进士及第后，又参加了吏部的文词科——“博学鸿词科”考试，又中，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直接授官太子校书。
      元稹在“明经科”及第十年后的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又参加吏部“科目选”之“书判拔萃科”考试；三年后的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又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选拔考试，这两次科考都与白居易同考，两人同科同中，元稹还是第四名，被授秘书省校书郎官职。史书上说的白居易和元稹同时考中，指的就是吏部的“书判拔萃科”和“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
      白居易共参加一次省考，三次国考。贞元十七年（公元800年），他28岁参加乡试，考上贡生。公元801年，29岁参加“进士”科考进士及第，他在中进士后，于长安的大雁塔下题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在考起的十七人中他是最年轻的，因为当时有个说法“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说30岁时考上明经科算是比较老的了，而在50岁时中进士就算很年轻的了。
      白居易30岁又参加吏部“书判拔萃”科选考试，35岁宪宗元和元年（806）又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选拔考试，又是与元稹同科考试，都是连考连中，这考霸你不服不行。他自己曾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转引自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版第二卷第117页）
这哥仨为何参加那么多次考试呢？因为不管是“明经科”还是“进士科”，“及第”只是取得了官场的入场券，官员编制十分有限而候补者甚多。所以要想获得官职还要参加吏部的“铨选”或“科目选”，或者选择“制科”考试，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考试。
      这哥仨在中唐诗歌界那是声名显赫，端的了得。
      白居易，他的《琵琶行》《长恨歌》为长篇歌行体叙事诗，脍炙人口。他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千古名句。他是唐代诗人中写诗最多的诗人：
      白居易诗文收录在他自己编的《白氏长庆集》中，共收录诗文3600多篇；
      诗仙李白有诗1010首，加上疑是李白作品的共1166首收录在清代王琦编的《李太白全集》；
      杜甫有诗1500首，收录在北宋王洙编的《杜工部集》；
      王维有诗400多首收录在其弟王缙编的《王佑丞集》。
      白居易倡导并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主张“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
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文学要反映时代新声，要关注民生疾苦，反映与国家、人民相关的重大事件。他主张语言要质朴，通俗易懂。据说他每有新诗必先读给老妇人听，若是老妪听不懂他就反复修改。
      在《与元九书》中，他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文学观：“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白居易《与元九书》）。意思是反映老百姓的疾苦，补救时政的缺漏。直到现在这个话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他把他自己的诗作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讽喻诗反映他的“兼济”情怀，而闲适诗等则反映他的“独善”心胸。
      元稹的诗歌理论与文学批评观在他的《乐府古题序》《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叙诗寄乐天书》《白氏长庆集序》等作品里都有系统地阐述。
      他主张“寓意古题，刺美见事”就是讽刺邪恶，赞扬美好。他十分推崇杜甫，学杜诗又在学中有变化。
      他的诗歌用语浅近而又色彩浓烈，铺叙曲折，细节刻画真切动人。
      元稹是历史上著名的情种，行事高调，爱得热烈。他先是和一个远房亲戚崔双文恋爱，两人爱和死去活来，根据这段爱情，他写下了杂剧《莺莺传》即后来的《西厢记》1.0版，崔双文就是剧中崔莺莺的原型。
      后来他考取功名，深得京兆尹（都城长安市市长）韦夏卿赏识，他得知韦市长有一千金待字闺中，他意识到这是个步入官场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大胆向市长千金求婚。韦市长把女儿韦丛嫁给了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官，本来他是想通过联姻来走晋升之路而将妻室放在其次的，哪晓得韦丛温柔体贴，知书识礼，琴棋书画无所不精。两人恩爱有加，但红颜薄命，年仅27岁的韦丛香消殒逝，元稹是悲痛欲绝。写了《遣悲怀三首》表达对亡妻的不尽思念，写得悲气袭人。其第二首的结句“贫贱夫妻百事哀”为世所传诵。“春来爱有归乡梦，一半犹疑梦里行”（元稹《春归绝句》）
      韦丛去世不久，元稹以监察御史身份到蜀中办案，到了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结识了才女薛涛，又坠入情网，薛涛大他11岁，人在情网哪顾得了这许多，薛涛不仅漂亮而且是注册歌手，也有一副好酒量。吟诗饮酒快乐无比，但因他办案心切，力度太大被别人弹劾，调任洛阳，这一走就天各一方，虽有书信往来但最终不会有结果，元稹他也不想有结果。因为元稹是大官而薛涛是歌伎，歌伎在当时是很下贱的，被人瞧不起的哪能因了这歌星而毁了他的前程。
      33岁的元稹从洛阳被贬任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士曹参军后，好友李景俭引荐表妹安仙嫔与元稹相识，元稹一见倾心，不久结为夫妻。这是元稹的第二次正式婚姻。3年后，安仙嫔育下孩子元荆后，病逝。哀痛不已的元稹为之写下《葬安氏志》。
      安仙嫔过世不久，36岁的元稹再次被贬任通州司马，在上司山南西道节度使权德舆为他组织的欢迎宴会上，元稹遇见刺史裴郧的女儿裴淑，两人一见钟情，顷刻倾心。在权德舆撮合下，元稹续娶了大家闺秀裴淑，裴淑为他生下孩子元樊。
      元稹44岁时调任越州（今湘江绍兴）刺史、浙东观察使，妻子裴淑依依不舍，元稹为她写了首诗《初除浙东，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晓之》，最后两句是“我有主恩羞未报，君于此外更何求”。意思是我去浙东是因为还未报答皇帝的提携之恩，而你除了舍不得丈夫之外还有什么要求要满足呢？
      到了浙东后，25岁的女诗人、注册歌手刘采春风姿曼妙，歌声婉转，不但很文艺，而且善饮酒，一下子又吸引住了越州最高长官元稹。元稹当即为她写下《赠刘采春》，诗里说“新妆巧样画双蛾，谩裹常州透额罗”，称赞刘采春“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娟多”。
      刘采春见长官深情款款，便投入他的怀抱，两人在越州同居七年。七年后，元稹奉召回京，“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伤心欲绝的刘采春为此痛饮美酒，写下绝命诗后投河自尽。
      如此多情又如此多艳福，所以他的艳诗和悼亡诗最具特色。为纪念其妻韦丛而作的诗流传最广，那是真情流露，虽然格局较窄但感情却真。还有《离思五首》（其四）也极负盛名。诗中的比兴之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意境朦胧，脍炙人口。
      在诗歌形式上，元稹开创了“次韵相酬”先河，例如《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等诗，均用白居易诗的原韵，韵同而意殊。
元稹自编他的诗集、文集、与友人合集多种。《元氏长庆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一百卷。
      元稹诗歌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是浅近，这也是千百年来为广大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用浅近的语言确切精细地摹写出自然界万物情状以及诗人自己的心态，倒是一种较难达到的艺术境界。也更考验诗人驾驭语言的能力。
      清人贺裳说“诗至元白，实一大变。两人虽并称，亦各有不同，选语之工，白不如元；波澜之阔，元不如白。白苍莽之中存古调，元精工处亦杂新声。”（清 贺  裳《载酒园诗话》
      元稹还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首倡者和领导者，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
      元稹诗文兼擅，《元稹集》存文三十多卷，诸体齐备。
      元稹创作的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是唐代传奇中的名篇。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附《读〈莺莺传〉》中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后世以《莺莺传》的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
      刘禹锡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等等名句，著有《刘梦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外集》收的是诗歌400余首及杂文二十篇。
      刘禹锡不光是诗人，他还是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著有《三论》三篇。他在《天论》中指出：“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就是要认识事物规律，发挥人的主观作用。他发展了荀况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刘禹锡肯定客观世界的物质性，肯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他提出了“理”、“数”、“势”等三个重要哲学概念——“理”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中即规律；“数”是事物存在及其发展规律不可逾越的必然性；“势”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趋势。这三者是统一的， 是客观事物自身固有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再看这哥仨的抗打击能力。
      抗打击能力，说直白点就是如何对待贬官。
      贬官在中国封建社会官场是很普遍的事。贬官有比较文雅的说法，叫“左迁”或“谪”，古代以右为贵，右为升迁，左为降职，很多大文人官员都被贬过。朝愈有“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白居易有“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白居易《琵琶行并序》）等。
      贬官，有的人被一撸到底，削职为民，后边还要加一句“永不录用”；有的人被贬出京城或发配到蛮荒之地。人一旦为官，无论大小，在官场中如果你锋芒毕露，得罪了同僚，参你一本，就被被贬了；有的人因为革新，触到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少数人或可被贬；有的人被污告；也有为了远离政治争斗漩涡，自求外放即调离京城，这也是一种贬官。因为在古代，京官即或是与地方官员同级别的，也要高出一等。
      遭受贬官，有的人一蹶不振，失意消沉；有的人冷静反思，痛定思痛；有的人在被贬的官位上仍然做好自己的事情，积极作为，后来又渐渐升上来。
      这哥仨元稹遭贬次数最多，多达4次；
      刘禹锡被贬时间最长，长达23年；
      白居易被贬一次，但外放多年。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传世的经典名篇都是在贬官之后写下的，例如白居易贬官江州后创作出传世名篇《琵琶行》；元稹贬官后路过岳阳楼写下了《岳阳楼》《连昌宫词》；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秋词》《乌衣巷》等，更是千古绝唱；北宋苏轼在贬官黄州后创作出不朽名篇《赤壁赋》等。
      白居易曾被贬官两次（实际上是一次）。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这本来是对的，但却被认为他是越职言事。其实是因为当时他锋芒毕露，得罪了许多同僚，被贬为江江州刺史，这官还是不小，但他人还没到江州，又有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说他“所犯状迹，不宜治郡”。什么意思？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而不慎掉入井中而死，恰巧白居易又写过赏花诗和有新井题材的诗。于是又追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这司马就是个地地道道的闲职了，相当于现在县武装部的一个小参谋。
      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人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以“兼济天下”为己任，贬谪江州后他的渐渐转向“独善其身”，恬然自处。他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820年冬，他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
      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
      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这种“外放”也是一种自贬。白居易没有消沉，七月任命他为杭州刺史。任内他主政杭州，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他写下《钱塘湖石记》，将治理西湖的方式方法等刻一石碑，供后人参考。
      有人说西湖的白堤为白居易所修，其实是误传。
      离任前，白居易还将他自己的官俸留在杭州官库中作为基金，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公务周转。
     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
     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
       827年，白居易结束贬谪和外放，调回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服色）。
       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他是一步步回升，做到三品京官，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再说元稹被贬这四回。
      第一回是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上奏弹奏河南尹（河南尹就是京城的最高长官）房氏（开国重臣房玄龄的后人）的违法事项，被罚俸，这是遭贬前兆。在途经华州敷水驿馆时，与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争住总统套房，遭到仇、刘二人的谩骂和殴打，唐宪宗不但不主持公道反而说“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
      第二回是元和十年（815年）正月，三十七岁的元稹奉诏回朝，他以为起用有望。途经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友人刘禹锡、柳宗元，回京后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意气风发。编订《元白还往诗集》，书稿未成，却莫名其妙地与刘禹锡、柳宗元一同被放逐通州。三月，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沣西别乐天博载樊宗宪李景信两秀才侄谷三月三十日相饯送》），出任通州司马。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元稹《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疟疾，几乎死去。诗人只能以诗述怀，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他与白居易酬唱之作多达一百八十余首。
      第三回是元和十四年冬（819年），唐宪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员外郎（从六品，掌管皇帝陵庙祭祀酒宴等事）。宰相令狐楚对他诗文深为赞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在为太子时就喜爱元稹诗歌，即位后特别器重他，数月后，元稹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与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绅并称“三俊”（《旧唐书·李绅传》）。
随后元稹在唐穆宗的支持下登上相位，他又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唐王朝与地方军阀的斗争中，他积极平定骚乱。在他升迁的同时也陷入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觊觎宰相之位的李逢吉与宦官勾结，派人诬告元稹谋刺裴度，后虽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时罢相。元稹被贬为同州刺史，这就是命啊！
第四回也是最后一回。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九月，元稹重新起用为尚书左丞，身居要职。兴利除弊，整肃吏治，将颇受舆论指责的官员贬谪出京。然而最终因元稹操行不好，特别是在女人问题上纵情花心，人心不服，加之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闵再度当权，元稹又受到排挤。大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被迫降职为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这一贬就再也没起来，直到在任上去世。
      刘禹锡被贬两次，但时间却最长，前后共23年。“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白居易《醉赠刘二十八使君》）。有人说刘禹锡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被贬之地或是在去往贬谪之地的路上。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顺宗李诵即位。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受到唐顺宗信任进入中枢。刘禹锡与王叔文相善，遂被任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这段时间里，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二王刘柳”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具积极措施，但由于改革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很快宣告失败。唐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经过宰相裴度的不懈努力，皇帝终于召他回京。他写了《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