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全

      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
      但见丹诚赤如血，谁知伪言巧似簧。
      劝君掩鼻君莫掩，使君夫妇为参商。
      劝君掇蜂君莫掇，使君父子成豺狼。
     海底鱼兮天上鸟，高可射兮深可钓，
      唯有人心相对时，咫尺之间不能料。
      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笑中有刀潜杀人。
      阴阳神变皆可测，不测人间笑是嗔。

      诗明白浅近而又蕴涵颇深。
      白居易给这首诗加了个注释说是“恶诈人也”，就是憎恨厌恶那些奸佞之人，揭示人心之险难以防备。

      你看头两句：

    “天可度，海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

      现在读来也明白如话：

      天那么高，海那么深都是可以测量的，而只有人心最难防。

      顺势而下：

    “但见丹诚赤如血，谁知伪言巧似簧。”

人们都只看到像血一样的赤胆忠心，哪知道有些人只是口蜜腹剑，巧舌如簧。
下面四句用了两个典故。诗歌用典一是增强包容性，二是显得文意深厚，但若是用的典故太深太僻那就不为读者所喜爱了。这里用的两个典故稍微有点深，但只要爱读书的人都是知道的。
五、六两句用了“掩鼻”之典，源于《战国策?楚策》，说的是魏王送给楚王美人，楚王的爱妾郑袖很是妒忌，于是她动起了坏心思，对魏国美女说：
“楚王很爱你的美啊，但却不喜欢你的鼻子。你以后再见到楚王时就捂着鼻子吧。”郑袖又对楚王说：“那魏国女子说很讨厌闻到你身上那股气味，所以她见到你时总是捂着鼻子。”果然，那魏国女子见楚王时便一手捂着鼻子，楚王大怒，下令割掉了魏国女子的鼻子。”后世就把“掩鼻”作为两面三刀挑唆拱火的典故。
七、八两句用了“掇蜂”之典，源于《太平御览》第九五零卷，说的是周代尹吉甫的儿子伯奇对后母很孝顺，曾在雪地里赤脚为后母拉车。但后母生下一子后就开始憎恶他。有一次，后母捉了几只毒蜂，去掉毒刺，放在自己的衣服上，伯奇一见毒蜂，连忙去驱赶，这时后母大叫：“伯奇拉我!”尹吉甫大怒，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调戏母亲这还了得！于是将伯奇赶走了，后世就用来指离间骨肉。

      接下来的四句仍是用比喻：

      海底鱼兮天上鸟，高可射兮深可钓，
      唯有人心相对时，咫尺之间不能料。

      这哪用得着翻译呢，简直明白如话：

      海那么深，天那么高，但海底的鱼可以用钓竿钓上来，天上的鸟飞得再高都可以用箭射下来，只有人心，两人面对面都猜不透。
    《资治通鉴》里记载了个故事，说五代十国时闽国皇帝王曦经常杀人，有一次在酒兴半酣时当着两位大臣吟诵白居易的的这两句诗：

    “惟有人心相对时，咫尺之情不能料。”

      他边吟诵边举酒，眼睛看着身边的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阁门使连重遇两个大臣，朱、连二人吓得不轻，流涕跪拜，说：“臣子侍奉君父，哪能有二心！”但王曦脸上毫无表情，二人大惊失色。他们的理解是王曦认为我们近在咫尺但你们心里想的什么我可猜不到；而王曦的理解是你们虽是我的臣子，嘴里对我忠心耿耿，但你们心里咋想的我猜不透。你看就这两句诗直指人性最隐秘之处，道出了千百年来识人辨人的难点。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但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人心叵测。

      下面再举实例：

      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笑中有刀潜杀人。
      阴阳神变皆可测，不测人间笑是嗔。

      像李义府这样的人逢人总是笑嘻嘻的，但却笑里藏刀，杀人不见血。
      李义府是唐高宗时代的大奸臣，在武则天时代他任宰相，位居三品，权倾朝野。据《新唐书》记载：“义府貌柔恭，与人言，嬉怡微笑，而阴贼褊忌著于心，时号义府‘笑中刀’。”他表面为人随和，与人说话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但内心偏狭嫉妒，阴狠残忍。他结党营私，卖官鬻爵，贪污受贿。唐高宗多次当面予以警告，他不但不承认，反而追问高宗是听哪个说的，并且不谢罪扭头便走，你看骄横到何等程度了！后来被人告发，高宗将他流放到巂州（今四川省西昌市）且死于此。

    “阴阳神变皆可测，不测人间笑是嗔。”

      最后两句诗，乃点睛之笔，主旨所在。
      头一句是化用《易经》之说。
    《易经·系辞》第五十三章说：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孔子说：“了解《易经》的变化道理的人,岂不就能知道神的所作所为了吗？”
      但白居易在这里反其意而用之，阴阳变化，虽神秘莫测但都可以测量揣度，你可以了解事物的变化发展规律，但对那些人性的深奥之义和微妙之处是最难以测量的，你看他表面在笑，但他心里到是喜还是怒呢？他表面在夸奖你赞赏你但他心里却在准备给你安一个套，挖一个坑。
      看似在说理，实则为抒情，寓情于理，理在情中。全诗以天地为经，以人心为纬。表面在对李义府作出批判，实际上是告诫人们查人识人要慎之又慎。
      有人说这首诗是讽刺当时宰相李吉甫的，是借李义府之事来暗刺李吉甫的，但事情并不是这样。
      李吉甫这个人很矛盾，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他爱读书，有人说唐朝宰相中喜爱读书的，李吉甫数第一。
      他两度为相，干了许多实事，他很有战略眼光，对李唐王朝的发展作了长远规划。他抑制蕃镇，打击宦官，整肃吏治，提携新人。
     《旧唐书?李吉甫传》说：“秉政之后，视听时有所蔽，人心疑惮之。时负公望者虑为吉甫所忌，多避畏。”
      也有人说李吉甫貌善而实奸。
      但仔细察看后人对他的评价还是褒多于贬，肯定多于贬损。那为什么会有人认为这首诗是暗刺李义甫的呢，这缘于《唐会要?朝臣复諡条》载张仲方《驳吉甫諡议》里的这几句话，说李吉甫“谄泪在脸，遇便则流，巧言如簧，应机必发。”
      张仲方和白居易是好朋友，既然他俩是好朋友，那张仲方贬损李吉甫，有人联想可能这首诗是借李义府贬李吉甫的。
      我认为这首诗就是直刺人性中的奸诈丑陋。白居易在自序中说得明白此诗是“恶诈人也”。
      他用新乐府来写妇孺读得懂的诗，告诫人们要提防那些笑面虎，两面三刀之人，戳事婆等。应天理，顺人情，首尾相连，一气贯通，明白浅近。用典似信手拈来，又贴切文章，天衣无缝。显出诗人驾驭语言的高超本事，又表现了一个谏官的大无畏精神。在宪宗时代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敢于以大白话的乐府（民歌）诗来唱响警惕奸佞小人的讽谏之歌，确实难能可贵，令人油然而生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