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论民进的优良作风

唐明远

凝聚共识，直接讲就是把与“我”有共识的人团结在一起，或使“我”的主张成为他人的共识，从而为实现“我”的目标，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同奋斗；当然，这个“我”，可以是个人，可以是集体，可以是政党、可以是国家。凝聚共识的方式方法多样，可以是宣传、可以是动员，可以是沟通，可以是协商，但无论何种方式方法，其运用者只能是人。而人在凝聚共识的过程中，运用方式方法时的作风，往往直接影响或决定凝聚共识的效果。古今如此。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协助中国共产党广泛凝聚共识、画出最大同心圆，是民进在新时代的新使命、新担当，因此，搞好作风建设、助力凝聚共识义不容辞。

一

凝聚共识，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排除困难、完成工作、成就事业、实现宏图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凝聚共识可克服塞迂险阻。《列子·汤问》记载了一个曾经是家喻户晓的故事“愚公移山”。“年且九十”已是“残年余力”的愚公，之所以令“帝感其诚”从而成功“移山”，使“冀之南、汉之阴无垄断焉”，不仅是愚公移山之志坚，还因为他能够凝聚共识。愚公知道，仅凭一己之力，移山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他“聚室而谋”。效果是:“杂然相许”，连“邻人京城氏之孀妻”的“始龀”男孩也“跳往助之”。就这样，愚公与家人和邻人形成共识最终实现了移山。愚公移山虽是神话或寓言，但富有哲理，毛泽东当年在中共七大致闭幕词时就以此作喻，号召全党凝聚全国民众之共识，排除万难，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凝聚共识可改写时代春秋。秦末，陈胜吴广凝聚共识成功地“为天下唱”。陈胜以“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迁徙之徒”的身份，“率罷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会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杰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而“首事”之初，陈吴二人达成的共识是：“天下苦秦久矣”，“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二人有了共识还不够，陈、吴明白，必须把他们的共识变成“九百人”的共识。于是“召令徒属曰：‘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敬受命”三字表明，两人与九百人的认识已经合而为一，凝聚为一种共识：“举大名”。正因为凝聚了共识，陈吴二人才有了“首事”的底气、勇气、豪气，使嬴政“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⑴的美梦破灭。以此而言，凝聚共识是可以改写历史的。

凝聚共识可拯救国家危亡。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危急存亡之秋，中国共产党再次将全党共识昭告天下：“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向全国申明：“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而在“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宣言”中，蒋介石也代表国民政府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⑵ 国共两党达成共识，“枪口对外，齐步前进”；全国人民形成共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凝聚共识，经过坚苦卓绝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伟大的抗战胜利。

凝聚共识可决定政党兴衰。民国初年，全国政党林立，一度大大小小有300多个。几经沉浮，及至上世纪四十年代，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外，只剩下不到20个党派。最终，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党、执政党，带领11个民主党派登上天安门。这是大浪淘沙的结果。这大浪，就是人民的共识。实践出真知。要使中国人民真正地站起来，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但是各民主党派的共识，也是广大中国人民的共识。这共识的凝聚者是谁？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一心救中国”的卓越表现。这共识，汇成时代潮流、历史巨浪，冲走了盘踞大陆二十多年的国民党，迎来了一心为民为国的共产党。

凝聚共识可助力国家强盛。国家强盛，百年来一直是国人的梦想。上世纪初，孙中山就提出：振兴中华，勃兴产业，经过努力，中国“十年后当可为世界第一强国”；^⑶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抒发其强烈愿望：“国雄于地球”；中国共产党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为何梁启超的“国雄于地球”终归空谈，“世界第一强国”在孙中山有生之年也“尚未成功”，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崭新的中国出现在世界东方？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凝聚共识与否有莫大关系。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这里说的“信心”，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凝聚在一起的共识。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不搞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⑷；“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⑸ 

移山填海、改朝换代、保家卫国、兴党建国、振兴华夏，凝聚共识之所以作用如此巨大，乃因为：共识是集体的智慧、共识是英雄的胆识、共识是团结的力量，共识是人民的选择、共识是民心的认同；凝聚共识，说到底，就是凝聚人心、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眼前，正是因为凝聚了共识，抗击新冠疫情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战斗。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凝聚共识，民族伟大复兴也一定会实现。

二

凝聚共识如此重要，那么靠什么去凝聚？答曰：凝聚共识的因素较多，作风、优良作风是一大关键因素。

作风一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共识一词的解释是“共同的认识”。两者从词义上来说，似乎各不相干，但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两者都有着紧密关系。

作风一词虽近现代才出现在汉语中，而共识一词大约也如此。但人的作风和共识则古已有之，此所谓“今月曾经照古人”。愚公的“聚室而谋”是一种“群言堂”作风，“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是一种以身作则作风；刘备为结识时人称为“卧龙”的诸葛亮，“凡三往，乃见”^⑹，“三往”是一种真心诚意作风；周公“三捉三吐”是一种作风，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一种作风，杨时“程门立雪”也是一种作风。至于共识，也聊举两例：《史记》：“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纣可伐矣”这是一种“共识”；《江表传》有句云：“（刘）备叹息曰……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所见略同”即为一种“共识”。此类例子，在华夏历史中比比皆是，不可尽言。

然则，作风于共识作用为何？从行为学角度看，作风多数时候是施动者，共识多数时候是受动者，犹如语法中的“动宾”关系。从实际作用看，作风于共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即：作风不同，得到的共识就不同；而共识不同，结果也就不同。历史上许多名人的作风所招致的“共识”就是很好的证明。

先看名将作风。匈奴“号曰‘汉飞将军’”的李广，其作风一，不吃独食、不搞特殊：“（广）廉，”“历七郡太守，前后四十余年，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生产事。”其作风二，先人后己、同甘共苦：“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如此作风，得到的共识是“李广材气，天下无双”，虽“恂恂如鄙人”，但“中心诚信于士大夫”；其结果是“士以此爱乐为用”“咸乐为之死”；及其死，“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⑺。同为名将在今人中知名度更高的关羽和张飞则与此相反。“益州既平，（先主）赐……（张）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如此厚赏，二人分锱铢与麾下没有？于史无文。《三国志》述其作风：前者，“刚而自矜”“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后者，“暴而无恩”“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⑻。试想，这样的作风，能得到什么样的共识？正是两人这种“残缺的作风”，导致二人“殊途同归”：身首异处；除了刘备伤痛外，其他人落泪没有？也于史无文。

再看名君作风。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不但是名君，也是明君。为了表彰和怀念与他有“共识”且助他打天下治天下立下显著功勋的大臣，他建了“凌烟阁”，阁中挂二十四位大臣画像。而这二十四人，其中至少有十六人以前均不是唐臣，不但有曾“数易其主”的秦琼，甚至还有欲将李世民置于死地的魏征。曾“为隐太子中允。甚为建成所礼”而也欲杀李世民的王珪，虽然未入凌烟阁，但也被重用。为什么李世民能使众多“贤臣良将”心甘情愿为他效力？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李世民的作风。《贞观政要》是这样概括其作风的：“从谏如流，雅好儒学，孜孜求士”，“心术豁然”，“虚己外求，披迷自省”……作风如此，其得到的共识是：“时论以为能决断大事，得帝王之体”。魏征说得更直白：“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这虽是魏征个人之语，但代表了当时贤能之士的共同看法。由此推论：李世民的作风，施动于众人，众人受动产生共识，因而“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⑼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贞观之治”为盛唐的辉煌打下坚实基础。而被其父詈为“畜生”“死狗”的隋炀帝，自然也是名君，但其作风与李世民截然相反，“骄矜自负”“讳亡憎谏”，被时人共识为：“内极奢淫”“专任佞谀，饰非拒谏”，而得到的结果是“溥天同怨”“土崩鱼烂”^⑽；“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⑾。

作风如果不当，难得共识，难成大事；欲成大事先得共识，欲得共识，当先转变作风。这就提出了一个“作风建设”的问题。古人对此也有认识。

我们不要以为古人不搞“作风建设”，其实不然。还是那句老话“今月曾经照古人”。只是语言外壳与今不同。古人的“作风建设”，可一言以蔽之，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一部《论语》二十篇，几乎篇篇都有孔子正面、侧面，直接、间接，以言、以行对弟子们进行“作风建设”的记载。很有意思的还是李世民个人的“作风建设”。《贞观政要》中记载的他对魏征所言关于美玉、瓦砾、良工之语，就表明他个人的“作风建设”之所以成功，主要得益于“批评（良工“切磋”）”和“自我批评（自省）”。

刘邦也搞过个人的“作风建设”，但比较被动，往往是由人推着走。刘邦虽也是名君，但其流氓习气甚浓。先前，刘邦待人接物的作风用萧何的话说，是“素慢无礼”，用骑士的话说，是“不好儒，诸客冠儒冠而来，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如此作风不改，秦后就不是汉，他也无唱《大风歌》的日子。识才的萧何使其转变作风，得到“国士无双”的韩信；好读书的郦食（yì）其（jī）和习礼仪的叔孙通使其转变作风，从而尊重读书人，并因此“知为皇帝之贵也”。而刘邦的最大对手、认为“书足以记姓名而已”的项羽则不然，虽有“彼可取而代之”的豪气，在秦失其鹿天下竞逐的年代，却始终不改其作风，“自矜功伐”，以为自己“力拔山兮气盖世”，只想“以力经营天下”，丝毫没有想到“改作风得共识”之至要，正如司马迁评价的那样：“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当然，他也得到了共识，却是天下人给予他的负面共识：“竖子不足与谋！”“楚人沐猴而冠”^⑿。

项羽之前，因不转变作风而演出悲剧的人物有“奋起挥黄钺”⒀的陈王。陈胜称王后却因不良作风不幸遇害。我们可由《史记》所载归纳出陈胜的两种不良作风：一是“面子作风”，其故人“言陈王故情”“轻威”，便被“陈王斩之”（《孔从子》有类似记载：“陈胜为王，妻之父兄往焉。胜以众宾待之。妻父怒云：‘怙强而傲长者，不能久焉！’不辞而去。”）。于是，陈胜重己威轻旧情、亲情成为其身边人的“共识”，导致的结果是：“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二是用人作风。陈胜任用“苛察为忠”公报私仇之人管治战将和部下，于是，陈胜身边不可留成为“共识”，导致的结果是：“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更有甚者，陈胜还极有可能默许或暗示他人杀害同举义旗的战友吴广。这两种不良作风，使其众叛亲离。司马迁认为，“此其所以败也。”^⒁

转不转作风或搞不搞“作风建设”于古人如此，那么于政党又如何？仅以中共为例。延安整风，整去恶劣作风，树立优良作风，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为战胜困难争取抗战胜利,为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大奠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良好基础；当中共即将夺取全国政权时，毛泽东要求全党牢记“两个务必”作风，“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进入新时期，邓小平强调：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意义^⒂；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一次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⒃。中共百余年历史，可以说也是一部“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跳出“历史周期律”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作风建设厥功甚伟。

或许有人要质疑：上述事例，或来自寓言故事，或来自“鸿篇巨制”，虽说的是“作风与共识”，但不是神话人物，就是帝王将相，或是政党兴衰，与我何干？其实，作风与共识这两只“旧时王谢堂前燕”，也时常“飞入寻常百姓家”。比如“一人断言，众人寒蝉”这种毫无生气的家庭，我们想过没有，之所以如此，不是“家长作风”使然？而“家长作风”特点之一，就是“一言堂”，以家长之是非为是非，以家长之识为全家共识。

古往今来，因作风而盛、因作风而衰，因作风而成、因作风而败，或人或事，“勃焉忽焉”，不胜枚举。这是因为：作风于共识，可以产生出两种不同的共识，一种有助于施动者，一种有损于施动者。作风有优劣之分，共识有正负之别。良好作风凝聚“正能量”共识，不良作风收获“负能量”共识，恰似：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因此，凝聚“正能量”共识，作风建设不可少！

三

我们民进的创建诞生和发展壮大过程，可以说就是共识与作风紧密结合的过程。

共识集群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1945年12月30日，以马叙伦先生为首的、具有爱国民主共识的26位志同道合的进步人士齐聚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国科学社，创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历经77载，如今的民进，已由当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今天的将近20万具有共识的会员；如今的民进，已由当初的诞生地上海，遍布于全国29个省（市），基层组织9210个。共同的政治理想、政治追求、政治见识、政治抱负，使民进在战争岁月中如一株劲草破土而出，使民进在和平、建设、发展年代似一棵大树枝繁叶茂。

作风聚共识。民进队伍之所以越来越壮大，鲜活的面孔越来越多，能人才士越来越众，共识固然关键，作风亦是至要。从很多会员回忆入会往事就可以知道：儿童文学家汤素兰加入民进，是因为她“仿佛一下子找到了亲人”；音乐家董焰加入民进，是因为民进会员“拍案而起”敢于求是使之真切感受到“横渠四句”精神；青年教师邵发明加入民进，是因为他所接触的民进人，无论是普通会员，机关干部，还是省市委会领导，“都是和蔼的、耐心的、热情的、温暖的”。当然，也有很多人入会是民进各级领导“礼贤下士”之作风所致。当今之世，无党派人士众多，皆有“择良木”而栖的自由，唯有作风与共识是首选。

共识兴民进，作风盛民进。七十七年来，民进不断发展，其优良作风也不断发展。民进的优良作风，不但具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共性，还具有自身特点的鲜明个性。今从作风凝聚共识之角度，举其荦荦大端者于下。

一、民主作风。民主作风是凝聚共识的底色作风。学习民进会史，我们知道：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民主政治之实践既为建会之因亦为立会之本和会之宗旨。民主从建会以来就是主要创建人马叙伦先生身体力行之作风，即使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教育部长时，他也从来没有因为是部的最高首长而忘记民主，书载：“他在主管教育部和高教部工作中，同（中共）党内负责同志团结合作，每遇重大问题，都与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商量。”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民进各级领导班子（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基层），其成员来自不同岗位，加入民进之前，往往素不相识、且性格各异，但总能和谐相处、戮力同心。无民主作风焉能至此？会章每次修改、会内重大制度出台，事先都广泛征求会员意见，使之最大限度凝聚会员共识。民进为促进民主而生，为促进民主而行，故民主作风是民进凝聚共识的底色作风。

二、平民作风。平民作风是凝聚共识的本色作风。平等待人、平易近人是该作风的显著特点。83岁高龄，时为副部长级的叶圣陶老先生去游锡惠公园，这位名满天下的教育界泰斗、文学界巨子，竟然去“挤”人满为患的公交车，且坚辞一名年轻姑娘的让座，抓住扶手颠簸到了目的地。无平民心岂能为？民进很多领导，虽处官场，但无官气，虽为官员，但无官腔，虽有官职，但无官瘾。在全国民主党派大调研中，民进的领导，一张小凳坐在农民中间，情真意切地与之交谈。布衣本色，平民心态。与广大会员相处更是如此。他们的平民作风，在会内，赢得广大会员由衷尊敬，会员称他们为“平民主席”“平民主委”。如雷洁琼主席，年纪大的会员，亲切地叫她“雷大姐”；年纪小的，亲热地称她“雷妈妈”。在会外，赢得中共干部和普通群众的由衷赞叹：根本没有想到民主党派的“大官”这么“随和”，这样“平民”。这平民作风，并非凤毛麟角、昙花一现，而是蔚然成风、历久弥新。民进内部有一句话：“天下民进一家人，会员见面格外亲”。这就是民进历代各级领导人的平民作风如春雨润物所致。

三、三实作风。三实作风是凝聚共识的特色作风。三实既是作风，也是民进的传统。民进中央前主席许嘉璐指出：“民进历来有老实、朴实、踏实的传统”。老实，即诚实；朴实，即真实；踏实，即务实。之所以是民进的特色作风，因为它是民进各级领导乃至普通会员身体力行的作风。民进的一位主席，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视察一个省的工作，视察完毕，面对该省数千名干部和各界代表人士，他情真意切地讲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中，全场鸦雀无声，讲毕，掌声雷动。当时就有听者互相交流“听后感”，认为“讲得太好了！”“太过瘾了”。翌日，一位参会者找到当地民进组织要求加入民进，接待者问其原因，他说，昨天听了你们主席的讲话，觉得非常好，那么大的官，没有一句官腔，那么著名的学者，说的全是实实在在的话，非常务实。凭着三实，民进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新人进入组织，而具有共识之新人，将会使这特色更加鲜明。

四、廉洁作风。廉洁作风是凝聚共识的本质作风。廉洁也是一种美德。翻开二十四史，虽墨吏如过江之鲫，但廉洁类李广者也不少：“四知杨太尉”、“一钱刘太守”……览我民进史，“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贪为宝，处膏脂而莫润”^⒄者亦非稀罕。马叙伦不但为官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就是饥寒交迫日，也决“不食周粟”。叶圣陶“遵章办事”，虽然他的夫人也在同一机关上班，但他从来没有让夫人坐他的“顺风车”。因“公私分明”“一尘不染”，赵朴初被周恩来称为“国宝”；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仍坚持“三不”（不换房、不换车、不修路）。他们的廉洁，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生一世。相当多的人加入民进，慕其廉洁亦是一主因。廉洁作为民进本质作风，为凝聚共识出力甚大。今之民进，“为官者”日多，如果不能“宝光无垢”，于共识，不但不能凝聚，而且还会稀释、消释。关于这一点，可用《共产党宣言》中一段精彩而形象的文字说明：“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五、求是作风。求是作风是凝聚共识的履职作风。求是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作风。执政者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难免错误。作为诤友的参政者，无论面对何级官员，即或“末座”，也应求是。求是，执政者需要我们履职时勇执，人民群众（包括会员）希望我们履职时坚秉。叶圣陶说：“要敢言天下真，这也是做人的根本。”因一名普通女教师被侮辱殴打，他与周建人先生联名致信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发表在《光明日报》头版，要求依法惩办凶手。“耳朵识字”曾使无数国人信以为真，连中共一些高级干部也以为是。叶老逆流而上，著文见报，斥为“违背科学”。昔日，我们民进的一位主席面对国家总理，直接表达与之相左的看法（事实证明，那位总理的看法实非无误）。结果：当时在座的各部长级官员由此得出的共识是民主党派敢说真话；广大会员们由此得出的共识是我们领导敢说实话。会外因此敬佩，会内因此自豪。从凝聚共识这个角度讲，求是能够收到立竿见影之效果，但如果“千人诺诺我亦诺诺”，也会出现前文引用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场景。

六、勤勉作风。勤勉作风是凝聚共识的工作作风。马叙伦在教育部长、高教部长任上，忘我工作，虔恭夙夜，“为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付出了很多心血，成绩十分显著”，竟至“用脑过度，……患脑软化症，神经系统功能逐渐衰退，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雷洁琼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虽然年过古稀，但凡有关市民的问题，她都要到场了解情况并且督促解决；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她殚精竭虑，虽“年且九十”，还多次亲赴港澳，平均一天跑四五个论坛广泛听取意见，仅在香港的三周内，就参加各种座谈会110余次。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为建立地方组织，会中央领导人张纪元等不顾舟车劳顿风尘仆仆辗转各地与当地党委统战部协商。长期以来，基层组织负责同志，本职工作和会务工作两不误，如蜜蜂似耕牛，无私奉献心血和汗水，为会的发展做了大量基础工作。

七、学习作风。学习作风是凝聚共识的常态作风。歧路亡羊，因此，向谁学、如何学、学什么，尤其重要。民进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一是以党为师。中共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求真务实等作风一直是民进学习的榜样；中共在统战工作中的交友方法、交谈方法、交心方法、协商方法等工作方法在民进的工作中也常常运用。二是见贤思齐。民进的作风为何厚实卓然？创建之初，文化人居多，韦编三绝，优秀传统文化岂能不潜移默化熏陶之？贤为圭臬。由马叙伦的“不食周粟”，很容易联想到谢枋得绝食、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由许广平的任随日本宪兵用尽酷刑仍不低头，极易想起孟子的“三不能”。其实，古贤对共产党人也有深深的影响：由瞿秋白临刑前高唱《国际歌》，脑海里是不是很容易浮现出嵇中散东市挥弹《广陵散》的情景？由夏明翰英勇就义，是不是想到了谭嗣同？可以这样说：以党为师，借鉴古贤、学习前贤（尤其是我们民进的前贤）、看齐今贤；真学、善学、勤学；学以修身、学以润身、学以致用，已是民进的一种传统常态作风。

八、领导作风。领导作风是凝聚共识的核心作风。领导作风在这里指“领导干部的作风”和“领导机关的作风”。前者，其实就是领导人的作风，领导班子的作风。后者，更多的是机关的一种服务（管理、协调、指挥等也应内含）作风。民进各级领导人，平易近人；民进各级机关，如家温馨：这已是会员对组织的共识。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政治路线决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领导人的作风在诸多作风中起引领作用、旗帜作用、榜样作用、决定性作用；领导机关在组织结构中处于中枢位置，牵一发而动全身。民进发展壮大的实践证明：领导作风正，凝聚共识的力度就大（前文已有例举），反之则不然。这方面的例子是较多的，也较为常见。因而，说领导作风是凝聚共识的核心作风并非言过其实。

为什么这些作风能够凝聚共识？因为一个组织如果被以上作风浸润，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磁场，就会使远者近，近者进，从而“磁化”；因为一个人（尤其是领导人）如果被以上作风“磁化”，就会产生一种人格魅力，而这种人格魅力，自然就会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凝聚力。这些作风，虽非全部，但系主干。

如今，我们民进阔步迈进新时代。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新时代赋予重任，执政党寄予厚望，凝聚共识更加重要。习近平指出：“要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包括巩固已有共识、推动形成新的共识。”^⒅这虽是对统战工作的指示，但何尝不是对参政党的要求？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我们全会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这既是马叙伦的政治遗嘱，也是老一辈民进人对民进后来者的希望，也是民进人“已有共识”和根本共识。夯实思想政治基础，巩固已有根本共识，推动形成新的共识，民进事业才会在正道上不断发展。

古人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⒆。何以“固其根本”？何以“浚其泉源”？加强作风建设！以作风建设固之，以作风建设浚之！

加强作风建设，方式方法多种，但可以先理清思路。

四位一体共同推进。作风建设要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紧密结合。思想建设从来都是核心。共识是人的思想产物，作风是人的外在表现，作风建设就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人的思想工作做好了，作风的保持和发扬就有了根本条件。组织建设是基础，把好入会关，做好入会考察，坚持入会预备期，稳妥、积极地把具有共识而又作风良好的人士吸收进组织，基础工作做好，作风建设就有可能事半功倍。制度建设是保障，没有制度，或制度不健全，好作风就得不到“保护”和发扬，不好作风不但不会遏制，还会滋蔓。因此要建立作风方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警示制度、纠察制度、巡视制度、劝诫制度……刚柔相济，使薰莸异器，薰者繁茂，莸者萎谢。

鉴之前车古为今用。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虽然古人以作风或谋一己之利，或谋事之谐矣，或谋独家天下，但其由优劣之作风招致的成败得失鉴之是有益的。习近平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时空不同，情理一样。古人的优良作风是中华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厚古薄今人。任他是帝王将相还是耕读渔樵，其人其事，鉴之以温故知新，鉴之以避免覆辙，弃糟粕、取精华，“运用历史智慧”^⒇，使我们的作风建设既蕴历史优良文化的厚重，又具当今参政党新时代之精神风貌。

重点难点两点齐抓。作风建设既是组织之事，也是会员之事。所以，作风建设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整个组织的组织作风，一是全体会员的个人作风。组织作风如前所述，可以用制度规范之，而个人作风，更多的是需要“自我修炼”和自我约束。客观地讲，参政党不同于执政党，参政党的非组织特点显于组织特点，比如一些人，与组织或者组织中某人稍有罅隙，便可以“拂袖而去”，从此杳如黄鹤。因而组织作风是重点，个人作风是难点。在抓重点的同时，要将作风建设的目的和意义“输入”会员大脑，对其形成一种共识，从而化为积极参与的行动。两点齐抓，共同推进。

持之以恒铸就传统。作风建设的理想成果是：优良作风转化为会员共识、会员风格，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其固化为组织标志、组织品质、组织传统，成为我会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毕其功于一役不现实。“好事多磨”。要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韧劲：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这样写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四十二年前我们 ……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联合起来”用时42年！作风铸就传统，需要这种韧劲。我们相信，经过全会上下持之以恒的努力，锲而不舍，就一定会实现！

说明：

⑴引文见司马迁《史记》中《陈涉世家》、《秦始皇本纪》。

⑵引文分别见《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⑶引文见朱宗震《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决策研究》。

⑷引文见邓小平《邓小平选集》。

⑸引文见习近平《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⑹引文见《三国志·蜀书》。

⑺此段引文见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

⑻此段引文见《三国志·蜀书》。

⑼此段唐事及引文见吴兢《贞观政要》。

⑽此段引文见洪迈《容斋随笔》、司马光《资治通鉴》。

⑾引文见刘肃《大唐新语》。

⑿此段史实及引文见司马迁《史记》。

⒀引文见《毛泽东诗词全集》。

⒁此段史实及引文见《史记·陈涉世家》。

⒂引文见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⒃引文见习近平《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⒄引文见《隋书·韦世康》。

⒅引文见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⒆引文见吴兢《贞观政要》。

⒇引文见习近平《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又：关于民进的人和事，见民进中央会史工作委员会《马叙伦》、《中国民主促进会简史》、《民进会史资料选辑》，以及会员个人的有关回忆。

⑵引文分别见《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⑶引文见朱宗震《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决策研究》。

⑷引文见邓小平《邓小平选集》。

⑸引文见习近平《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⑹引文见《三国志·蜀书》。

⑺此段引文见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

⑻此段引文见《三国志·蜀书》。

⑼此段唐事及引文见吴兢《贞观政要》。

⑽此段引文见洪迈《容斋随笔》、司马光《资治通鉴》。

⑾引文见刘肃《大唐新语》。

⑿此段史实及引文见司马迁《史记》。

⒀引文见《毛泽东诗词全集》。

⒁此段史实及引文见《史记·陈涉世家》。

⒂引文见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⒃引文见习近平《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⒄引文见《隋书·韦世康》。

⒅引文见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⒆引文见吴兢《贞观政要》。

⒇引文见习近平《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又：关于民进的人和事，见民进中央会史工作委员会《马叙伦》、《中国民主促进会简史》、《民进会史资料选辑》，以及会员个人的有关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