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遂宁市委  王飞

75年前，中共中央一则《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新征程。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民主党派，做出了正确而坚定的抉择；在这之后的75年里，历史已经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优越性充分证实、体现。作为“党外”的一员，我时常在阅读历史中去感受、品味，在那岁月的痕迹中，得出鼓舞自己、充实自己的东西。

——认识抗战胜利后国情与政情。从我国现有民主党派的“简历”中我发现，除农工党、致公党以外，成立时间都在上世纪40年代，而且大多都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几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的几十年，是中华民族的觉醒年代，随着维新、变法、辛亥、合作等历史事件的起伏砺炼，无数仁人志士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证明了“照抄作业”很难在旧中国取得成功，而14年的抗日战争，给了大家更多反思和开拓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大批爱国、进步的开明人士，互相交流、吸引，不断聚拢目标一致、架构相似的一些小型团体，并逐步由之前的松散团体组建为更加成熟的政党，因其主要成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与其联系紧密的知识分子，所以其主要政治纲领都是爱国、进步、和平、民主的方向。这些政党一般不具备动摇国民党统治的人数规模与武装力量，但在社会的影响力却是相当大，因为彼时相当一部分大革命的元老、反对派，有实力的专家、学者，社会名流等都是其中成员，且不乏“大师”级的人物，在信息尚不发达的民国时期，他们在“文士阶层”掌握着重要的话语权，是保持社会稳定所必须争取的一股力量。蒋介石集团虽然明白，却无法拉拢，因为其所代表的阶层利益决定了双方不可能达成政治妥协，既然很难用常规手段制约，那就只能明里暗里进行打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重庆谈判和旧“政治协商会议”所取得的成果难能可贵，但注定无法实现。如果说全面内战的爆发是有预备、有计划的单方面针对中共，而“下关惨案”等事件的发生则彻底让民主团体这群“中间人士”彻底清醒。

——中国共产党的理性思考与抉择。在大革命时期，稚嫩的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势力”是明显排斥的，这种关门主义的错误路线直到遵义会议后才得到改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后，中间派与中共的互相交流、理解逐渐加深，抗战胜利、国共谈判期间，以民盟为首的不少民主党派更是明确支持和拥护中共的政治路线，并在多个重要关头、重要节点发挥作用。在合作中，中共也渐渐发现民主人士的重要价值，他们在维持局势稳定上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在政权建立初期所需要的大量内政型、科学型、技术型人才。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局面已经较为明朗，高瞻远瞩的中共领导人，自然而然就要考虑“之后”的各种问题，包括建立起一个合法的政府，其执政的形式、方式、组成结构就成了必须明确的事项，“五一口号”就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发表的。之后的种种历史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做出这个判断，并非是心血来潮，而是早就已经下定决心、胸有成竹。在建国前，刘少奇同志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就曾对中共提出过建议，其中就包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保持共产党执政唯一性的想法，但最终中共没有完全采纳，而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五一口号”的正式发布，是经过组织起草、领导同志修改、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审议通过的，并非是某一个人的意见，更是表明其政治主张、路线已经在党内形成共识。

——“五一口号”第五条对于民主的意义。口号的全文自然已经非常熟悉，但不得不提的就是毛泽东同志亲笔对其的修改，正是因为这些修改，让这个本来是劳动节纪念性质的口号，在多党合作、统一战线历史上有了标志性的意义，变成了“建国动员令”。尤其是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其核心的意义就在于：一是否定了“伪政协”，明确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二是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已经实践证明可行的政体形式；三是重申并顺应了当时已经具有良好群众基础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视角另一边，对于各民主党派来讲：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疯狂打压，很多党派已经退守香港、海外，甚至“被宣布”解散，看到倒行逆施的国民党败退，自然是欣慰的；另一方面，就自身的阶级属性来讲，即便是有更多的了解与认同，他们对是否能成功与工农阶级性质的共产党合作仍然抱有疑问，而且他们也担心胜利后的中共会变成下一个独裁型政党。“五一口号”的到来，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民主人士看懂了内涵，看到了实现自己党派宗旨、理念的希望，打消了彼此的顾虑，纷纷发表声明予以积极回应，这是动员令、宣言书，也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一抹耀眼曙光。之后，随着战争的全面胜利，民主人士陆续北上进入解放区，筹备召开政协会议，建立新中国，一切水到渠成。

——建国后的民主党派的起落浮沉。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认为民主党派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周恩来指出民主党派“有阶级联盟性质”；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已经向社会主义劳动者转变，中共认为民主党派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者政党”，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两个万岁”的思想，中共八大正式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然而1957年，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展开，民主党派被扣上“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文化大革命”10年期间，更是被迫停止组织活动，多党合作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合作、拨乱反正，提出“两个政治联盟”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的概念，把对民主党派工作的主要内容由思想改造转向为社会主义服务，恢复和发展了参政议政权利，协助重建、壮大组织，并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1989年、200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进一步表述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1993年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确立了多党合作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如何理解“政治联盟”的含义。翻开各民主党派的章程第一段我们发现，除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有一句高度相似的话，那就是“政治联盟性质”、“政治联盟特点”。在组织活动中，我发现有些年轻成员对民主党派的“政党”属性有所误解，认为“如果哪一天执政党不行了的话，我们也可以谋求或者夺取政治权利”或者“我不是中国共产党员，我必须说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在这种时候，我通常会告诉他们：请一定要认真解读你们党派章程中“政治联盟”的含义。中国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联盟”，并非利益联盟与执政联盟，而是以联盟性质、特点为基准出发，以合作、协商形式存在的“参政议政”共存体。说得更简单明白一点，民主党派与中共是“荣辱与共”的关系，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本身就有民主党派的一份，如果出了问题，那就是共同责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也是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巨大优越性的地方，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为什么中国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进一步明白了为什么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也明白了为什么说“携手奋进”的新时代是我们共同的“矢志不渝”的初心。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顺应时代的变迁。2021年6月25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中国统一战线，向世界展示着什么叫做“和而不同、和合共生、兼容并蓄、和谐共赢”。新时代的中国人，秉承着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本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当然，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从长远上看，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永固的，所以学习和前进，是人类的本能也是必然。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所以，她还在、也一定会继续成长，并在每一个重要阶段开花结果。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作为“五一口号”精神的亲历者、见证者、执行者、捍卫者、继承者、开拓者，我们于这个时代，决不只是旁观那样简单。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的政党制度依然在继续完善、优化，为找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惠泽每一位同胞，不断向着初心与理想迈进。这样的征程伟业，让我们振奋，并愿意为之共同拼搏、努力奋斗——这，才是“五一口号”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的，精神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