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宗洪

      自1992年5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迄今已逾三十年，而我担任民进南充市委主委也有十余年了。作为一个参政党的成员，一个基层组织负责人，我对我会会员多有接触，其中不少的人和事让我记忆于心，感喟于怀。
      本文标题中的康大寿，即我的前任主委，首先我想说说他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太霸气，姓康，名大寿。把现在人们孜孜以求的人生愿望都熔铸在这掷地有声的三个字中。他为自己的名字颇为自得，多次在我们面前自我夸耀取得好，仿佛在他出身之时就亲自参与了为自己命名的决策过程一样。
    “康大寿”于他而言，还应该是一个进行时态的名字，他今年才七十五岁，按照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年龄计算，他只能算是达标，说他“大寿”至少目前来看还不那么准确。但他的确健康，从生理到心理都情况良好甚至优秀；至今他依然成天风风火火，是一个操心人——一会儿在写书、编书，一会儿在做报告，一会儿又在挥毫泼墨……我有一次询问他生病住院报销的程序问题，他支支吾吾、语焉不详，后来他才坦白说他好久没住过医院了，不清楚具体的程序。由此可见，他至今没有辜负他的这个姓氏。
我对康大寿的最初印象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我们一起供职的西华师范大学（那个时候还叫四川师范学院）统战部组织学校统战系统举行歌咏比赛，因为我粗通音乐，学校民进基委会的同仁们就推荐我作合唱的指挥。当时康大寿已经担任了历史系副主任，行政事务繁杂，但他基本上不缺席每次排练。他嗓门大，又不知道收敛，其声音在合唱队伍中鹤立鸡群、独树一帜。我也不好纠正他，只能抽象地要求大家把声音收一点，但他似乎并不觉得是在说他，仍然我行我素。
      后来我离开南充，去南方工作了六年多。再次回到学校工作，时不时地在校车上碰见他。他基本上都是以我回来以后的工作情况及困难为谈话主题，同时要我多参加组织的活动等等；说心里话，我当时因为也担任了行政职务，同时还在撰写博士论文，没有太把他的话当回事。
      很快，我被增补为南充市政协委员，民进省委委员，我似乎觉出了其中有康大寿的一点用心。果不其然，在2010年以后，他就含蓄地多次传达了组织有意让我在他卸任后接他班的考虑。
      2011年底我顺利地从他手里接任了民进南充市委主委，考验我参政议政能力的第一场考试是2012年度市政协全会的联组发言。如何选题、如何提出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思路等等，于我而言完全是一本没有打开的书。康大寿给我提出了一个选题，即“蜀道”申遗问题。当时成都、广元牵头，正提出这个历史文化发掘的课题，但两地政府部门关注的是从成都经广元出川的西线“蜀道”，而以南充为重要区域的东线并未引起学界、政府部门乃至媒体的关注，今天看来，这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文化命题。说来汗颜，我当时写的初稿，既不会提出问题，更不会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如果记忆没有大的差错，我敢说他亲自给我大改了两次稿子。
      有了他的修改、润饰，稿子的质量大大提高，我发言也有了更多的底气。我基本上是脱稿发言的，但我当时籍籍无名，多数参会的党政领导都不认识我，以至于会议的主持人不断给领导们悄声细语地介绍我的情况。我就坐在领导们对面，对此看得清清楚楚。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蜀道申遗的课题后来暂时搁置下来了。但今年（2023）7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特别去了古蜀道标志性的历史遗迹——剑阁翠云廊并作了相关的重要指示。在9月27日的全省旅游发展大会上，省委书记王晓晖再次明确提出把蜀道作为未来四川旅游发展的重要线路。
      同一个话题，虽然前后的对接历经了十余年，但回顾过去，让我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参政议政的能力。
      记忆尤深的是，在我和他交接班的换届大会的闭幕会上，他作为卸任的主委作了语重心长的发言；明确表态，要扶我上马且送我一程；他还一往情深地表示，虽然从主委的位置上退下来，但他作为会员是不会退下来的，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这两个表态让他至今“脱不了手”。十多年来，我时不时地去叨扰他，他一边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一边却又积极且恰如其分地为我出谋划策；他有时也想“懒政”，说“我已经早就给你送了一程了”，我反驳说“你并没有说不送第二程啊！”虽然退休多年，他的确很忙，不仅忙于学术（前几天他还在与我电话聊天的时候，说起他那本写四川辛亥革命专题史专著的最后修订工作），还忙于党派、政协甚至市人大和他所在学校的种种托付给他的工作。我到市政协任职以来，每一年的“文史资料”修改、审定，他都是最后的把关人；他依然是党派内以及统战系统、政协系统等专题讲座的常客——准确地说，应该是“常主”，即主讲人……有时他也真忙不过来，“骂骂咧咧”地抱怨，这时我就拿出我的杀手锏：“你不是说你是永远的民进会员，一定服从组织的安排吗？怎么现在又讨价还价了！？”他只好苦笑一下，反复感慨一个人不能轻易表态。一件事只要他“接招”了，你就可以不必操心最后的质量问题了。
      他为人随和，所以党派内稍稍年长的人都敢和他开玩笑，也喜欢和他开玩笑；对此他不仅不在乎长幼有序，而且有时也反唇相讥。其实，我敢说，不管是作为他同代的同仁，还是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大家对他的敬重都是溢于言表更深藏于心的。
      有时我和他也在电话、微信里闲聊。他自我标榜说他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能够健康地活到今天，有一个优点即是“豁达”。虽然他对自我的评价我并不都认可——比如，他说他活得洒脱，但我知道他至今出门都舍不得打的。有一次，我们一个会员亲眼看见他坐公交车，而且还需要转车才能抵达他的目的地，忍不住批评了他，而且转告我，让我好好批评他一下。我后来说他，你挣这么多钱，存起来干什么，他淡然地笑一笑说，“节约搞惯了”，你能说他这是活得潇洒吗？！不过，说他“豁达”，则真是如此。他们这代人都活得苦：虽然长在新中国，但七十多年来的所有艰难困苦似乎都和他们如影随形：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该读书的时候却在下乡。他在广元苍溪县下乡八年，后来又在攀枝花煤矿挖煤六年，以30岁的高龄才考上大学。应该说，读大学算是上天对他的最为深刻的眷顾了，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正因为有太多的苦难经历的搓摩，以至于固化了他的某些习惯，比如“节约”——我就从来没有看见他穿过一身让我眼前一亮的衣服，以至于他出席某些重要活动穿着西装、打上领带时，还让我感觉有些不适应呢！当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苦难的锻铸，使他对人生能以更为和煦的目光去看待，有了这份“和煦”，于是他变得豁达。他给我讲下乡、煤矿挖煤的艰辛，也讲后来工作中的种种问题、矛盾，但他基本上只是就事论事，不轻易臧否个人。有些人事，我们都很清楚他的种种被误解和由此带来的憋屈，但他也三缄其口。从他那里，我学到了人生哲学的一课：一个人要获得别人的表扬与赞美并不难，难的是被人持久而深沉的敬重。
      当然，简单地说康大寿“豁达”其实并不准确，他也有非常不“豁达”的时候。作为一个史学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要求文史资料的撰写努力做到接近历史真实，他尤其反感在触碰历史时的信口开河，大而化之。一篇敷衍塞责的文史资料一旦落入他的手中，那就不可能被他轻易放过。南充市嘉陵区邀请他编撰嘉陵区籍历史文化名人韩世英的年谱，他不顾年岁渐高，多次赴现场考察，以此纠正旧有材料中的错谬、遗缺之处。发生在他身上最离谱的一件事是，他偶然发现南充市北湖公园嘉湖书院前大门有一幅长联的作者落名为“任瀚（明代嘉靖八才子之一，南充人）”，他固执地认为这是错误的，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他查找了许多的历史文献，最终证明他的正确性，相关部门也只能根据他提供的材料重新制作了匾额。好几个市领导得知这件事后，对他赞不绝口。一个城市，多一些这样的好事者多好啊！  
      如此较真的人，你能说他通体豁达吗？！
      他的执拗突出表现在对党派的组织建设和政治交接上。十多年前，我作为民进主委的后备人选进入组织的视野，但坦白地说，我和他并无深交。在我担任主委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调侃我说，推荐我当主委，从来没吃过我一顿饭、喝过我一杯茶。话的表层是玩笑，但我深知他传达出来的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干净。后续的故事是，他有一次到我办公室来谈工作，我执意给他泡了一杯茶，要他一定喝一口，并且“告诫”他以后不能再以此“说事”了。心底无私，必然豁达，这是我从康大寿身上看到的一种活的生命哲学。
      有了这样的精神蕴涵打底，他才可以坦然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林林种种与形形色色；哪怕他有时执拗、偶尔尖刻，人们都能够包容他，理解他，甚至是激赏他。或者可以说，他的执拗和尖刻即是他豁达的另一种表现。
      有了这样强大的内生动力，我相信他一定会把他名字的全部内涵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不仅要健康，而且要大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