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全
1971年，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了，刘邓路线摧毁了，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全世界革命的圣地在中国，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想搞和平演变……
当时我们受的政治教育就是这些。
我们那时都很关心政治，虽然连买盐巴都要凭证供应。我们大家连皮带都买不起而在腰上捆根草绳，但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虽然火车慢得每趟都晚点，但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我们每年“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都说“过去的一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又前进了一大步”。
当我们伟大的祖国前进到1971年这一步时，我在四川省江油县东兴人民公社完全小学附设初中班光荣毕业了。虽然26个英文字母老师只教了我们7个，其中有4个是数学老师教的，有3个是化学老师教的。我们语文课把《毛主席语录》270页全部学完了，还学了许多毛主席诗词。例如《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我们不学物理，那是资本主义的叫法，我们学的是《工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老师教我们安装电灯，老师被电打得跳起多高，连声说：“你们记住，安电灯先要断电。”我们也不学生物学，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学的是《农业基础知识》。我们知道小麦分蘖后根须的长度加起来有30公里那么长。我们算是知识青年了。既然是知识青年就必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伟大领袖毛主席又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大哥是初中六六届的学生，听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热血沸腾，坚决响应，当年就到农村插队落户当知青去了。他劳动积极，吃苦耐劳，1970年底就被贫下中农推荐到四川省农药厂当工人去了。在我毕业的那一年，他在重庆沙坪坝农药厂培训。
虽然我们家就在东兴人民公社乡场上，老地名叫草坝场。这里就是农村。但是我父母在商店工作，我们家是城镇居民户口，吃供应粮的，这在当时就好像清朝的上三旗，高人一等的。这在小小的乡场上是很扎眼的。因为草坝场街道不过四百来米长，街道两边的房子是传统中式木结构，大多是平房，我们家前面铺面是二层楼的，楼板是松木的。城镇户口不过二三十户。那个时候，公社干部和企事业单位吃农村粮的职工，对城镇居民有一种天生的仇视，就是现在说的“羡慕嫉妒恨”他们认为城镇居民吃的是供应粮，不下地种庄稼，不投入农业学大寨完全是资产阶级，是寄生虫。他们忘记了一条最起码的常识：粮食虽是国家供应的，但是你要拿钱去买才吃得成，这怎么叫吃现成呢？
虽然我当时不满16周岁，但是公社革委会的干部三天两头派人到家里来作工作——哪里是作工作，就是死缠烂打，威逼利诱，我不下乡他们就不罢休。我父亲是个商人，天生胆小怕事，最后同意我去当知青。
我本来也可以就在乡场那个生产队——新华大队一生产队——我大哥当初就在新华一队当的知青。他一天三顿在家里吃饭，衣服脏了我母亲洗，所以他才全身心投入农业学大寨。
但是我们政治课上，雷校长说，青年人不做温室的花朵，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我决定要走就走远一点，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篇文章就不说了。其他人当知青，都是街道，居委会，工厂等父母所在单位给办手续，诸如将城镇户口转成农业户口，食品、副食品供应关系，迁移证明等等全部转成农村的。而我是自己到县城相关部门去办的手续。
我祖父他们几代人都在东兴公社红旗大队生活。我母亲的外侄孙叫何德贵，在红旗大队五生产队当队长，母亲说有个亲戚好有个照应。我就到红旗五队当知青了。
在我去红旗五队之前，那里已经有三个知青，两个是成都粮油系统的，一个是江油火力发电厂的。我虽然是货真价实的知青，但在东兴公社红旗大队的贫下中农眼里，成都来的知青才是知青，县城来的知青也是知青，而我好像不是知青。因为从他们对我的待遇就可以看出来，我被安排在何家大院子堂屋里住。堂屋很宽敞，用簟席从中隔成两间，里面搭一架床，，就是睡房，我从家里带去一架牛皮凉椅，收工回来在上面坐一坐，很是舒服。外面是厨房，有个小方桌吃饭看书，一个泥砖垒成的灶台，灶台旁边是一口水缸。上厕所要跑到龙门子旁边牛圈屋里的茅厕去。而生产队的另外两个成都知青和一个江油发电厂的知青却被安置在生产队专门修建的知青房子里。何队长的解释是那一排知青安置房修得早，你没赶上。
我很看不惯成都知青对贫下中农的态度，他们完全是用呵斥谩骂的语气和农民说话。可贫下中农还很习惯这种口气和态度。我就不是这样。我对贫下中农很热情也很友善。刚下乡那段时间，我才学会抽烟。从家里带几条香烟，每晚到我这里来的贫下中农很多，我就给他们发烟，烟雾缭绕，龙门阵莽摆起。当时我抽的是“浦江”牌香烟，一毛九分钱一包，已经是很不错的档次了。最便宜的烟是“经济”牌，八分钱一包。广大贫下中农抽的都是“经济”牌。要队长，会计，计工员等才抽一毛四分钱一包的“金河”。我后来才明白，中国农民就是这样，你谦和地对他，他觉得你和他是一类，他就小看你；而你见到他把脸马起，做得很凶的样子，他就怕你，就说你好。
我们红旗大队的大部分成都知青不出工，不参加农业学大寨。他们在成都耍二十天，回乡下呆个十来天，就一个月了，天天盼望父母亲退休或病退，他们就可以顶班。我刚下乡不几天，红旗六队有个成都知青就办病退回成都了，那晚上我们去送他，他悄悄地告诉我们，他在体检做胸透时，在背心处贴了一块烟盒里的锡铂纸，于是成了“肺结核二期“而光荣病退了。
我也是货真价实的知青，但如果有两天没出工，就有人报到我父亲那里，我母亲就要下乡来督查并转达我父亲的“亲切慰问”。我只有和贫下中农一道战天斗地，风里来雨里去，天天农业学大寨，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农村，秧子栽下去了，麦子收回来了，秧苗也该薅得了。薅秧是最有情趣的事。首先，不那么忙了，不像大战红五月那么忙。又要种，又要收。人手又不够。在大战红五月的时候，我们红旗五队的钟——其实是赵明华从火力发电厂扛回来的一段钢轨，因为有功，所以何队长给他记了5个全劳力工分——清早五点过便嘡嘡嘡地响起来，催人出工了。很多人睡眼惺忪打着呵欠来出工。我得一高人妙传，头晚上烧一壶开水灌进暖瓶里，将淘也的米撮进去，抱着暖瓶摇晃摇晃，将塞子塞上。清早当生产队钟一响，便爬将起来，用冷水洗一帕脸，便将暖瓶里的稀饭倒出来，滚热正好，就着从泡菜坛子里捞出来的酸姜酸豇豆吃起花儿开。比起那些睡不醒又没吃早饭的社员来说，我简直太幸福了。但是开始用这一妙招的时候，很不顺。不是米多了，煮成“拗砣子饭“了，要用筷子一点一点往外掏，就是塞子塞紧了，半夜塞子冲掉了，早晨起来饭没熟。后来我就有丰富经验了。
薅秧也不累，人站在秧田里，以左脚为轴心，右手拄根竹棍——俗名叫薅秧棒——用右脚将跟前的秧子四周杂草踩进泥里去，再用脚抹平。二三十号人一字排开，只听见秧田里的水庆里空弄地响，秧子要薅两遍，第一遍秧子还不高，柔柔的。但是薅第二遍的时候秧苗就一尺半高了，秧叶子就豁腿杆了。
每天下午五六点钟，我们就要吼秧歌了。虽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秧歌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不准再唱，但随着文革进行到后期，也没人管这些了；再说了，人们也需要文化生活，革命、生产形势大好，为什么不可以唱唱呢？再再说了，我们红旗五队离公社革委会很远，于是我们就可以大展歌喉了。
吼秧歌要嗓门大，声音圆润且尖利，颤音十足。我们红旗五队队长何德贵，计工员曹伦富等都是吼秧歌的好手。
面对金灿灿的夕阳，看着眼前碧绿的秧苗，放眼层层梯田，何队长开始领唱：
“太阳啊——落坡——非丢丢红噢——”
“非——丢丢红噢——”大家放声应和，男女混声在下滑音中形成和声，拖腔很长。
“张家——那个妹娃子嘛——粉——冬冬哦——”何队长又唱道。
“粉——冬——冬——哦——”大家又应和，并且笑声一片。
“我喊——那个媒婆嘛——去提亲——哦——”
“去——提亲——哦——”
“整死个——舅子——说——不——通——哦——”
“说——不——通——哦——”
……
一呼百应，群山回荡，雄健奔放，余音绕山，那才叫真正的接地气的文化。
1976年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按传统，学生要表演节目，学校要给学生发馒头，那是天下最好的食物，我们当时是那么认为的。我们红旗大队也有个学校。一至五年级齐全。为了帮助学校排练节目，我们大队几个知青都去帮忙，不但搞了演出，还组织了游园活动，比如拍皮球，跳绳，从水里用筷子夹玻璃珠子等，搞得很轰动，晚上，几个知青就到我那里去。男男女女七八个，那个时候，只要有一碗干饭，有一盘炒青菜或炒洋芋丝就满不错了。
吃完饭后，我们先送几个女知青到六队罗晓玲那里去，那时候，我们都还坚守道德底线，也有乱搞的知青，但毕竟是少数；二是人家女的要愿意才行。然后孙科华，陈济良，高向阳，土豆，赵明华等就在我这里下榻。
第二天是端午节。早饭是我起来煮的。因为我每天要早起练小号，吹琶音，吊长音，当时我父亲到成都给我花六百块钱买把小号就是希望我能吹个名堂出来，能凭这个被某个中央厂矿给特招了。东兴公社和平大队的李金生就是因为拉一手好提琴，再加上父母打点，后来被四川省农药厂给招了。我给他们煮好饭，等他们睡醒了吃了，然后觉得要出去走一走。那个时候我们东兴公社有个规定，知青不准相互串队。因为年轻人走到一起，天不怕地不怕，难免干些偷鸡摸狗的事。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耍的名堂多。那时候几个知青在一起，胡吹海擂，云山雾罩。都是烟鬼，所有的人身上的烟都抽完了，就捡地上的烟锅巴。最后就去找贫下中农高价购买。我隔壁的罗大爷，经常囤一些经济烟在柜子里。我经常半夜三更去麻烦他老人家，8分钱一包的经济烟，我给两毛钱。那时候烟是要凭票供应的。我父亲在商店，会搞到一些烟，但是我带一条烟到红旗五队，三五天便抽光了。
这天云凤逢场，也就是北方说的赶集。我们决定到云凤场去买点高价烟，再买点皮蛋，粽子什么东西回来假巴二思过个端午节。我们六七个人便往云凤走。
云凤是绵阳县的一个乡，离我们红旗大队很近，就二三里地，离东兴也就八九里地。刚走到云凤场口，看见前面一个壮年农民，右手腕里拗一杆秤，下面的秤盘是一个篾条编的圈子，圈子里套一个旧的灰白色搪瓷洗脸盆，我们紧走几步，赶将前去，哈哈，脸盆里全是四指、五指宽的鲫鱼，灰黑色的脊背在水里拱来拱去，喋喋着，煞是爱人。这时候，孙科华见左右无人，便喝住那农民：
“你这鱼咋卖？”
那壮年农民见是几个知青，胆子怯了，嗫嚅着说：“八、八角。”
“你不农业学大寨，跑去钓鱼。哼！”陈济良黑沉着脸吓唬道。
“我老汉得了肺结核，到绵州专区医院去看病，莫得钱，我，我钓几条鱼，卖。”
-“你这才几条？你是哪个大队的？走，革委会去说！”赵光华吼道。
“知青、知青大爷，算了蛮算了蛮，去了就走不脱。莫那么起的，你，你，们做点好事蛮。”
“我们就是在做好事，保卫农业学大寨。割你这根资本主义尾巴！”孙科华左手指着那壮年农民，右手便去盆里抓鱼，另几个见老孙动了手，便发一声喊，一哄而上去抓鱼，盆里的水溅起多高。抓到鱼的将鱼放在裤兜头，又去抓。顷刻间半盆鱼便被他们抓光了。我从小捉鱼就不行，半天捉不到一条。这次我还行，捉了一条。有两条小鱼，摔在地上不断地跳窜，有个成语叫“涸辙之鲋”就是眼前景象。
路上几个女人见状扭头便跑。远处有几个赶场的吓得不敢近前。
那壮汉又惊又吓，面如土灰，浑身颤抖，嘴唇发紫，嗫嚅着说不出一句话。他无力地蹲在了地上，那浑浊的眼睛里，有绝望，有恐惧，有哀伤。我们有一次抓了一只大耗子，在它的身上浇上煤油，当我们划燃火柴准备点它时，我看见那大耗子的眼睛里就有眼前这被抢的壮汉眼睛里的所有眼神……
抢劫！活生生的抢劫！
光天化日之下，几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非预谋地将一个壮年农民的一盆活崩乱跳的鲫鱼抢个精光，扬长而去！
罪与非罪只在一瞬之间。
我僵僵地站在那里，这时我才知道这个行为的严重性！
他们几个已经走远了。孙科华高叫：“国王，你跟到个锤子样。搞快点！”
我迈不开腿。或者说，良知，尚未泯灭的良知从心底翻腾上来，我觉得这事只有我来处理了。我上前去，问那个农民：“你这鱼总的有多少？”
他惊悚地地抬起头来，说：“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全部叫你们抢……哦，不、不、捉、捉完了。”
我说：“他们几个叫我来给钱。”
那壮汉很是狐疑，眼睛定定地看着我，根本不相信天底下 有这样的好事。
我又问：“你的鱼一共有多少？”
“两斤八两。”他肯定地回答，“早晨走的时候称了的。”
我的天呢，要两块多钱！我身上加上分币总共不到一块五。
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一分的，两分的，一毛的，两毛的，最大面值是五毛的。我对他说：“我这有一块五，你数一下。你到草坝场街上去找综合商店的王大爷，你认得到吗？”
他说：“认得到，认得到。我们经常在他那里灌醋豆油。”
我说：“你去找他，就说你老三买了我的鱼，还差一块钱，他喊我到你这来拿。”
那卖鱼壮汉连忙说：“不不不，有这么多够了，有这么多够了。”
“嘀嘀——”公路上一辆解放牌翻斗车开过来，我一看，这不是东兴机砖厂的杨光铜吗？他经常找我父亲买烟买白糖。我挥手，老杨停下车，问：“小王，你在这做啥？要回草坝场啊？上来吧。”
我踏上驾驶室踏板，悄声说：“杨师傅，我买了点鲫鱼，钱不够，你借我一块钱，到东兴找我爹还你。”
杨光铜说：“一块？你买了好多鱼？”
我说：“我们几个人打牙祭，就买了二斤多。”
杨光铜掏出一张一圆的票子给我，我跳下踏板，说了声谢谢。回过头来一看，那卖鱼的农民已逃得不知去向……
我心里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在路边站了许久，便往云凤场走去。
在云凤卫生所门前的梧桐树下，他们几个正蹲在那里抽烟。惶惑不安的样子，见我来了，急忙围上来。看得出来，他们确实有些后怕。
孙科华说：“国王，老子以为你给逮进去了呢。老子才说今下午回成都躲几天。”
高向阳说：“这半天你跑哪去了？那农民找你扯筋?”
我说：“莫球得事，走吧，皮蛋买了没有，还有烟？”
陈济良说：“买个锤子！我们都以为你娃遭了，哪还买啥东西哦。”
我说：“按原计划行动，该买的买吧。我这还有一元钱。”
“买个铲铲啊，我们把鱼都甩球了！”孙科华一脸沮丧。
“安？！……”我惊得目瞪口呆，连忙问道：
“你们咋个甩了喃？你们甩了做啥子喃？那还过个锤子节啊？”
高向阳比较冷静，他说：“我们把鱼扔了是对的。我们以为那农民报了官，你半天又没来，万一你招了供，公社再把我们几个身上的鱼搜出来，不是人赃俱在吗？”
后来，我们买了一串黄鳝，七角钱；买了点苋菜，舀了一斤红苕酒，找罗大爷花三角六买了他两包“经济”烟，在我屋里简朴而沉闷地过了1976年的端午节。
满屋子云雾缭绕，一斤红苕酒很快就喝光了，我从家里带来的半斤粮食酒也底朝天了。两包“经济”烟和每个人身上的烟也都很快地抽光了。
大家都不说话，只是闷头喝酒，抽烟。
下午，几个人横七竖八地在我床上、牛皮凉椅上睡大觉，一直睡到我床头的广播唱起《东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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