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潜

      喻传鉴是我国爱国教育家、重庆南开中学创办人、民进重庆市第一任主任委员。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团结和凝聚广大会员，对重庆民进的建立与发展功不可没。在广大会员中，至今还流传这他与爱国将领吉鸿昌及敬爱的总理周恩来的几段佳话。

生死情

      1932年，喻传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造时，遇到了来哥伦比亚大学参观的爱国将领吉鸿昌将军。两人交谈几许，即成至交。喻传鉴先生既为吉鸿昌将军忧国忧民之心而感动，也敬佩将军重视教育的远见卓识。吉鸿昌将军则对喻传鉴立志献身中国教育大业的雄心壮志和精通教育学的真知灼见十分器重。两人越谈越亲近、越谈越知心。对中国教育十分重视的将军立即邀请正要毕业的喻传鉴先生结伴到英、法、德去考察欧洲中等教育情况，以期博采众家之长，学习借鉴欧洲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喻传鉴欣然接受了将军的邀请。
      1932年4月，喻传鉴在获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之后，即与吉鸿昌将军携手赴欧，到英、法、德等欧洲各国游历，比较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解西方国家的教育体制及其运作情况，并一边考察一边畅谈教育问题和救国之道。这次考察历时三个多月。1932年7月，喻传鉴先生和吉鸿昌将军结束考察一起回到天津。这时，他俩已成了生死莫逆之交。
      一次，喻传鉴先生到吉鸿昌将军家去拜访将军，正遇一个警察带领一些人在搜查将军家。喻传鉴先生认出那个警察是他过去的学生，当即上前对其晓以大义，并大声责令其退走，又严词厉色地要求该警察学生以后不准再来骚扰将军家。该警察无奈只好带领下属灰溜溜地走了，将军家因此免去了一场灾难。在当时白色恐怖下，喻传鉴先生这样做法可谓勇气超人。
      1934年11月，吉鸿昌将军在天津从事抗日活动时被逮捕。11月24日，将军在就义之前，特地写信给妻子，嘱咐她让唯一的女儿留在天津上学，托付给喻传鉴先生照料，以教育女儿成为有用之才。看到这份遗嘱后，喻传鉴先生在悲痛之余，更决心尽自己最大能力照顾教育好将军女儿吉瑞芝。他不避杀生之祸，接受将军重托，亲自保送吉瑞芝上小学、中学。抗战期间，喻传鉴先生赴重庆主持重庆南开中学工作。在得知吉瑞芝因生活困窘中途辍学时，先生立即从重庆赶回天津，再一次将吉瑞芝送回南开中学继续学习，并用自己并不宽裕的薪金负担了吉瑞芝的全部学习生活费用。以后，先生只要有机会回天津南开中学办事，必然会去看望吉瑞芝这位革命遗孤，询问其生活学习情况，勉励她做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将来为国家富强出力。在喻传鉴先生的照顾、教育下，吉瑞芝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中学学业。
      后来在组织的关怀和自身的努力下，吉瑞芝成长为中国著名作家，曾担任过天津市政协常委，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在谈到喻传鉴先生时，这位耄耋老人仍然充满感激和怀念之情。

师生谊
     

      喻传鉴是南开中学第一届学生，在从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回到南开中学，担任英语教师兼教务长，后来更担任南开中学主任。周恩来是天津南开中学第十届学生。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求学期间，喻传鉴虽然并没有给周恩来上过课，但周恩来仍然把他当做自己的老师，对他十分尊敬。
      抗日战争期间，喻传鉴受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校长之派，赴重庆筹建并主持重庆南开中学工作，而周恩来则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在山城重庆战斗了八年。于是，在重庆，他们又相逢了。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不论工作多忙，每逢南开中学校庆，只要分得开身，他总是以校友的身份到校祝贺，并顺道看望喻传鉴、张伯苓及其他老师。有时一人，有时则与邓颖超一同前往。
      1940年冬天，他到沙坪坝津南村开校友座谈会，会后专门去喻传鉴家看望喻传鉴，当时邓颖超没有一起前往。周恩来特别代表邓颖超向喻传鉴夫人潘珍兰（潘珍兰系邓颖超直隶第一女师的同学）问好。
      在这一时期，喻传鉴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经周恩来介绍、说服和教育，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明确认识。
      一天晚上，喻传鉴在张伯苓家和周恩来见面谈心后，回家兴奋地对家人说：“真正爱国的是周先生，是中国共产党。”以后，他每次和周恩来见面后，回到家中都会如数家珍地给家人讲述周恩来启发教育他的一些话。有一次，他郑重地给夫人潘珍兰说：“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从事的斗争和革命事业才是真正为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着想的。”
      解放后，喻传鉴留在重庆担任南开中学校长。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或多或少面临经费不足问题，南开中学遇到的最大困难也是经费欠缺。其时，喻传鉴正好应邀前往北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他准备在会上择机向有关领导、部门提出南开遇到的问题，寻求解决途径。开会期间，时任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得知老师喻传鉴来北京开会，特地安排出时间派车接喻传鉴先生去家中见面。会面中，总理特别问到南开中学近况。喻老先生于是适时将南开中学面临的问题和盘托出。总理沉吟了一下，爽快对喻老先生说：“经费问题，政府一定要会负责解决，您不要担心！”。他勉励喻老把学校办好，为新社会多培养人才。回重庆后不久，在有关部门协调下，南开中学经费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喻老可以安心谋划南开的发展了，他多次在不同场合说道：“感谢党！感谢总理！”
      1957年2月10日，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十一国后，回国途经重庆时，在贺龙元帅的陪同下，专门到南开中学看望喻老师。会见时，周总理向陪同的市委书记任白戈介绍：“喻校长是我的老师。”又问任白戈几位校长谁是正校长，任白戈回答说“喻校长是正校长。”周恩来于是微笑着点点头。同年秋，喻老去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在招待宴会上，周恩来特地走到喻老席前举杯向他敬酒，并向毛主席和政协其他领导介绍说：“喻老师是我中学时代的老师。”在场的全国政协委员们对周总理这一尊师行为十分敬佩，一位政协委员深有感触地说：“总理位尊不忘师生情啊！”
      1964年，周恩来总理到重庆视察工作，百忙中还抽时间到沙坪坝南开中学看望喻老，恰逢喻老因病住院。总理获悉后，又连忙赶到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看望，叮嘱喻老养好身体，继续为国家教育事业出力。
      1966年4月21日，喻传鉴先生在重庆逝世，周恩来接到讣告后，立即发来唁电，并电请中共重庆市委代他向喻老师灵前敬献花圈，花圈上写着：“喻传鉴老师千古，周恩来敬挽。”
      周恩来与喻传鉴深厚的师生情谊在南开中学师生中久久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