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25日，德国法西斯突然向苏联发起侵略战争；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舰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随着香港，澳门和许多东南亚国家相继陷落，至1942年7月，日本切断国际援助中国的海路，铁路和中缅公路，兵锋直指抗战大后方腹地云南腾冲，中华民族的抗战进入了最危险最艰苦的阶段。

     一，“教育救亡”的实际行动

同样地处抗战大后方的四川三台，一群热血知识分子心急如焚，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发出了“抗日救亡，教育兴邦”的“最后的吼声”。他们就是1938年3月内迁到三台的东北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孔德，丁山，高亨，陆侃如等。这些学富五车的大家从历史经验中知道，五千年前的埃及古文明，四千年前的巴比伦古文明和三千年前的印度古文明，都是随着国家和民族的消亡，而遗落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而中华民族虽然在几千年中无数次被异族侵略甚至统治，但仍然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硕果仅存的独苗，源源不绝，传承至今，外来民族无一不最终被中华民族文化所同化，成为中国文明史的组成部分。只要我们留住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根，传承华夏文明独特而正宗的血脉，中国就不会亡，中华民族就能够复兴。这是与军事抵抗同等重要的文化抗战。因此他们决定教育救亡，“用血肉铸成新的长城”，于1943年开始筹备一所私立国学学校，并进行了资金筹集，校址考察，教材遴选，生员调查等前期工作。得到三台东北大学校方和三台县政府的支持后，正式呈请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核准。1944年秋，陈立夫批复同意设置三台草堂国学书院，校址选择于三台县城北门外的袁家花园（今三台县种子公司处）。

1944年10月，为加强管理，扩大国学教育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还成立了草堂国学书院董事会，聘请曾经担任孙中山大本营秘书长兼参议长，四川著名学者和书法家谢无量为董事长，李宏锟为副董事长，龙杰三为常务董事；任命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向奎为代理校长（杨向奎是河北丰润人，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等，解放后在西北大学任教，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员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任命杨荣国为训育长（杨荣国是湖南长沙人，著作有《中国古代思想史》《简明中国哲学史》等，解放后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长，中山大学历史系，哲学系主任）。     1945年三台草堂国学书院正式更名为三台尊经国学专科学校，聘请谢无量为董事会名誉董事长，选举李宏锟为董事长，任命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孔德为校长，学校从初创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空前强大的师资力量

国学运动是中国兴起于20世纪初的重大新文化运动。1923年胡适发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标志国学运动新思潮的出现和新学风的兴起，自此以传承经，史，子，集等经典著作为重点，以研究注释和考证为方法的国学成为社会学术主流。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学运动因战争烽火得以发展。作为战略大后方的三台，能够在国艰民困之际建立国学专科学校，这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该校依托东北大学，聚集了一批当时中国顶尖的国学大师，如同灿烂的群星，照亮了三台乃至西南这一片被战争烟云笼罩的天空。就是在新中国，这些国学大师仍是教育兴邦的主力，撑起了传承传统文化的大梁。

我们看看这个国学专科学校给学生上课的主要师资力量吧：

学校发起人之一，主讲《左传》和《古文字学》以及甲骨文的是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丁山，著作有《中国古代宗教和神话考》等，曾先后在山东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

参与筹建国学专科学校的东北大学教授高亨主讲《周易》和《尚书》，他是吉林双阳人，毕业于清华大学，著作有《周易古今注》等，解放后任教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主讲《戏剧史》和《词曲概论》的是东北大学教授董每戡，他是浙江温州人，毕业于上海大学后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并且此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著作有《中国戏剧简史》《西洋戏剧简史》《五大名剧说》等，解放后在金陵女子大学，湖南大学和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是我国最有影响的戏剧理论家和戏剧史专家之一。

主讲《说文解字》和《目录学》的是安徽桐城人叶丁易，又名丁易；既是现代作家，又是文学史家，还是民盟会员。著作有《中国文字的变迁》《现代文学史略》等；1947年东北大学回迁时，他离校直接去共产党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工作，任校务委员兼中文系教授；1954年在苏联讲学期间病故，年仅41岁。他是原三台尊经国学学校最早去世的教师。

主讲《心理学》和《伦理学》的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的哲学家孙道升，他是著名玄学大师张东荪的高徒，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还参与了社科界大争论，著作有《当代哲学思想》等。

来自辽宁义县的先秦史专家金景芳，本来就在三台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先秦文化，因此在国学专科学校仍然主讲先秦文化和诸子百家，算是轻车熟路；著作有《春秋释要》《周易全解》《易通》《古史论集》等。东北大学搬回沈阳后，特别是辽沈战役后，东北全境解放，这位国学大师和历史专家还担任过东北人民政府文物处负责人，为接受和保护文物古迹以及文史档案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后他担任东北图书馆馆长，古籍研究所所长，又长期在吉林大学任教，为历史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生于1902年6月3日，病逝于2001年5月1日；这位世纪老人是最后一位去世的原三台尊经国学学校的教师。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著名学者夫妇陆侃如，冯沅君。陆侃如是江苏海门人，早年在北大毕业后又入清华大学研究古典文学，又与夫人冯沅君留学法国，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据说在论文答辩时，外国主考官提了一个怪问：为什么孔雀东南飞？而不西北飞？对中国古典文学烂熟于心的陆侃如连想都不想就答到：西北有高楼。台上台下立即一片喝彩声。在东北大学他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川北分会主席；解放后任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史哲》杂志主编，校长。冯沅君是河南唐河人，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与夫君一起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著作有《中国文学史》《中国诗史》等。夫妻两人在国学专科学校不但主讲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还负担了大量的教学实践以及社团工作。

此外，还有后来担任香港大学校长的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佘雪曼；著名国学大师，东北大学教授萧一山也到该校讲课。还有伍非百应邀主讲《庄子》，赵季彬主讲《论语》，蒙季甫主讲《礼记》。就连当时东北大学的助教，后来写出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著名作家姚雪垠等，也曾经应邀到该校任教。

可以看到，尽管三台偏居一隅，尊经国学专科学校又只在三台办了三年多时间，但确是大家云集，群星璀璨，有着极为强大的师资力量和学术队伍。甚至可以说，一个私立国学专科学校，能有这么多响当当的杰出人物支撑，在民国的教育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这些学识渊博的爱国知识分子，在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艰苦日子里，要坚持东北大学的正常教学，要开展校内外的抗日救亡运动，还要兼任尊经国学专科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充分体现了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的责任和担当。据曾经在该校学习过的绵阳书法家罗子平和山水画家李武成回忆，有时候上大课是在晚上，用的是汽灯；课后，有的学生去演讲去募捐，有的去民众教育馆义务教课，学校剧团还要去演街头剧；他们喜爱图画的学生就在佘雪曼，谢梓文，郭明甫，孙竹篱等带领下，交流画作，研究办画展，共计举办过三次抗战版画展，轰动一时；在三台初中任教的谢梓文，因为1941年在重庆与王奇共同举办古原和苏联革命版画展览，惊动了军统特务。王奇连夜逃出重庆跑到延安，谢梓文跑到湖南躲避特务追杀，半年后才敢回三台。

   三，严谨灵活的办学机制

三台尊经国学专科学校在班级设立，学制年限和生员录取上，既有传统旧学的一些习惯，又有现代西学的基本原则，严谨而又灵活，一切以学生就学为前提，以传承国学为宗旨，因此大受欢迎。从1944年的学员150多人，发展到1946年的650多人。该校1947年公布的招生简约中，指出了当时招生考试制度的弊端：“学生远道奔驰，起居无定，每罹疾疫，否亦虚耗旅资，多皆百万，少则三四十万，甚至困居邻乡，经年积月，仍不得其门而入。何况考试制度积弊已深，所拔擢者，多属各科平均发展之徒，专才尽数埋没。”为改变这些弊端，该校把一年一次招生改为春秋两次招生；把集中考试改为在三台，成都，重庆等多地多次考试，而且“听候甄审者，不限时日，随时可以申请推荐。”二年制招收大学一年生或者高中生等，三年制招收高中修业期满或者四期以上成绩优异者，五年制招收初中毕业生，大学进修班招收高中毕业及具有同等学历，愿升大学尚待进修者。入学者可以按期考试，也可以“检齐证件，送请甄审，核准后通知入学”。不以平均分数和综合发展为培养目的，而是指向性招收学有专才，立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者，进行深造。这些措施，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前来报考学习，为国家特别是为四川培养了许多国学骨干。

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原来租用的校址已不够用，连随后租用的“湖广会馆馆址殊不足以容纳”。1946年7月9日董事会致函三台县政府，提出租用县公产房所属岳王，龙王，药王三庙宇作为学校办公地点。公函还特别提到：“刻下东大奉令复员，全校北归，上项庙地自当璧还。”这说明，抗战胜利和东北光复后，此时东北大学已经在准备回迁，但仍未放弃发展这所学校。

另一件事也说明东北大学教授们对这所学校的特殊感情。三台县国家档案馆保存了一份学校董事会于民国36年（1947）2月19日致三台县政府的公函，请求拨款400万元兴建校舍：“查三台县参议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决议补助敝校基金四百万元，兹因校内兴建至亟需款孔，殷请将前项四百万元提前拨借，以惠作育藉···”，三台县长批复为“移请第二科办理”，又批复“函税捐征收处照借并复。”致函的落款人为学校董事会董事长李宏锟，校长蒙文通。拨款四百万兴建尊经国学专科学校，是县参议会作了决议，县长批复同意了的。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费用，不知最终到位了多少？但这件事至少说明一个事实：在三台兴办尊经国学专科学校，绝不是东北大学这些爱国教授的心血来潮一时兴起，而是作了长期办学的打算。

  四，学校的归属及其历史意义

从1946年下半年起，东北大学就开始陆续回迁东北，到1947年底全部完成回迁。三台尊经国学专科学校失去主要任课教师。加上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的支持渐微，已经很难在三台办下去。幸好在谢无量和龙杰三的推荐下，四川本地的国学大师，时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和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蒙文通接任了校长，他挽留了一些不愿返归东北的教师，又聘请了一些四川本地的教师，在1947年底，将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从三台县整体搬迁到成都市金牛坝，继续坚持以传承国学为中心的教学方向。1949年12月下旬成都解放后，私立尊经国学专科学校停办，在校学生分别转入华西协和大学和四川大学相关系科继续学习，这所曾经辉煌的传奇学校，就此走完她短暂的历程。

尊经国学专科学校能在三台县诞生，除了东北大学内迁三台这一特殊历史机遇以外，也与三台传统文化根基雄厚，历史上民间办学蔚然成风，历代地方官员重视教育密切相关。早在清朝乾隆15年（1750）潼川知府费元龙就在城东草堂寺创建文峰书院，清嘉庆14年（1809）潼川知府谭光佑为纪念唐朝诗人杜甫曾在草堂寺客居，把文峰书院改名为草堂书院。后来发展到三台全县拥有云台，桂林，凤鸣，瑞星，聚奎，涪江等二三十个书院。清光绪29年（1903）将云台书院改为三台官立高等小学堂，草堂书院改为潼川府中学堂，其余书院也在其后全部改为初等或者高等小学堂，全县实行新学制。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教师战地服务团在三台塔子山创办中山初级中学，后移交三台更名为县立第二初级中学。1942年在三台又建立国立十八中学，以招收原国立东北中学学生为主，又将原私立国本初中停办，学生全部并入国立十八中。东北大学迁回后，十八中没有迁走，成为今三台一中。这些事实说明，自古以来三台就是国学兴盛名人荟萃之地，私人办学早有传统，官员尊师重教，既能坚持传统，又能接受新学。正如蒙文通致函所言：“贵府有提倡教育之宏旨。”

东北大学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于1923年在沈阳创办的一所高等学府，每年拨款160万大洋，远多于民国政府每年拨给清华大学的90万和北京大学的120万大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迁至北平，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艰苦历程；西安事变后，东北大学被国民政府强制接收，改为国立东北大学，先后设校于开封、西安。日寇兵临潼关，1938年3月东北大学迁移到四川三台。

在外敌入侵民族面临灭亡之际，拿起枪杆武装反抗日寇的侵略，是救国救民的首选。但这还不够，还应该有经济建设，社会民主建设，军事工业发展，农业和税收以及国际援助等综合国家实力的强盛；而文化救亡，教育兴邦也是全面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大学的爱国知识分子正是前瞻性的看到了传统国学在传承中华文明，凝聚精神力量方面的巨大作用，才费尽心血地创办这所学校。他们深知：文化是国家之魂，民族之根；文化不亡，民族就不会亡；文化兴，民族就能兴。如今，国家强大，百业兴旺，我们更应该发扬教育兴邦，科技强国的传统，弘扬民族优秀的国学文化，坚持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作者陈和平，绵阳民进会员，绵阳市老年新闻文化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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