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全

政治协商是一代伟人、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汲取苏联的政治教训而创立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模式。

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来看，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政治协商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建国大计，民主建国，国号、国都、国歌、国旗、国徽等重大国是都是通过政治协商来完成的。

政治协商是统一战线的核心内容，而统一战线被誉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

政治协商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文官体系建构的支柱。通过65年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政治建构。

随着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矛盾突显，利益冲突纠结，这就要动员和团结更广泛的政治力量投入改革，投入捍卫改革成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中。这就需要将“政治协商”从政治建构方面进行改革。

再从各国的改革图强的经验看，当经济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势必要拉开政治改革的帷幕。

政治改革的大戏很精彩，特别是中国的政治改革，自下而上，方方面面，各参政党，各人民团体，各阶层等都很关心。它既要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要巩固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中共就正是在全世界的注目中，对政治协商作出改革。“十八大”《政治报告》中第一次将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表述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从纲领上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了规定“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十八大报告的这一修改，扩大了“政治协商”的外延，使中国的政治协商的界别、阶层更具有广泛性、代表性。使其民主化向普适化、基层化推进，但是任何一种政治建构在普适、基层化如普选、公投、民意测评等基础上，最终要有顶层设计，国家意志要通过顶层来发布。

报告还专门提到要“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这就是“政党协商”的最初表述。

“政党协商”当属于政治建构中的顶层设计。中国有一个执政党和8个参政党，这8个参政党在几十年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诚心实意拥戴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承认中共的领导核心地位。这个核心地位是由其实力、民愿、民望及公信力所决定的，这是不可撼动的。而8个参政党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举世公认的。正因为如此，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参政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这也是中国政治建构中的金科玉律。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重蹈苏联政治“大清洗”覆辙。

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国民的文化素养虽然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偏低，政治素养不高，虽然大部分国人口头上说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政治的力量及其对既得利益的影响却十分敏感。加之前期改革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包括国家荣誉体系和道德评价体系以及个人理想向度的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尚在构筑之中，政治改革必须审慎，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涉及的是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利益和亿万民众的福祉。

所以我认为政党协商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楔机和切入点。

政党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高端化，它在国家大政方针、发展战略、外交策略、政治向度等等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各参政党的政治、智力优势，为顶层设计提供理论参数。

政党协商应该是一种刚性制度，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有协商的范围、程序、过程约束及结果公报。

针对现在中国各参政党的政党功能弱化，特别是许多参政党的基层组织更像是人民团体或群众组织的情况，政党协商应该将各参政党的建设纳入政党协商的范畴。特别是县级以上的政党协商更应该有常态化的工作机制，从体制、经费、项目等方面予以落实。

政党协商在反腐“打虎”方面也应有积极作用。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政党协商机制，政党之间通过协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相监督。

现在的问题是舆论监督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东莞“淫都”被摧毁就是舆论监督的最好例证，舆论监督是一种有力有效的监督机制，但不应该只是这一种，应该把政党监督作为一种新型的比舆论监督更有力更有效的监督机制。政党协商不仅是政党之间的通气、通报，还应该是从政党高度协商国计民生。现在的政治协商变成了参政党向执政党的汇报、报告、请示。这一是参政党自己把政党协商降格为人民团体或群众组织向中共党组织的请示报告；二是有些中共领导干部还不习惯与参政党“协商”。所以更有必要大力推进政党协商建设，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构为中国深层次政治改革发挥它应有的强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