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同时响亮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鲜明地扛起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国际使命。习近平同志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指出，中国将继续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现在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就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自觉扛起国际使命，与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团结奋斗，从理念和实践层面推动构建人民命运共同体，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和理论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站在全人类命运角度的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一种构想。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的思想内涵：一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是共同体，国家不再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唯一行为体。尽管国家之间的国际规范依然存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全球治理规范、国家内部的国家治理规范和社区治理规范也成为未来世界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有机共同体，彼此共生共存，共同发展。二是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是人类命运。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驱动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整个世界而存在，命运与共、风险共担。三是未来世界秩序的主线是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人类社会的“类本质”的整体存在始终高于作为个体的存在和作为群体的存在，国家与国家、族群与族群、宗教与宗教、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再复杂，也阻挡不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人类整体利益。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关键在于理解什么是共同体。所谓共同体，是指社会上那些基于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共同特征（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等）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包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氏族和部落，以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庭，以共同的经济生活、居住地域、语言和文化心理素质为纽带形成的民族等。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各种共同体都会逐渐发展，形成世界范围的人群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意味着整个人类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日益紧密的共同体，只有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心地位，才能真正把握世界的本质和未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实现持久和平的“中国方案”，同时也是重构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应当遵循的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道路创新，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超越。近代以来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在本质上是以资本扩张为中心、以国家为本位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化道路。这一现代化道路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大发展，但也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迟滞与苦难。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根本上是一种共同现代化道路，是对西方国家单独现代化道路的扬弃和超越，它强调要顺应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相互交融的趋势，推动人类走向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和普惠发展，确立共享美好未来的利益支点，构建多样化的现代化道路。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理论创新，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近代以来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实践基础上产生的西方现代化理论，都是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标准为中心，强调个人主义、世俗化、自主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共同体本位，而不是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这一思想是多中心的现代化理论，其着眼点是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现代化，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它强调以人类为中心，不是旧时代的以血缘为中心，也不是现代的以地域和民族国家为中心。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制度创新，是对西方现代制度的超越。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推动下，确立了市场经济、代议制、分权制衡、法治政治、基本人权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体系。对这一现代制度体系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比如经济危机、移民冲突、宗教冲突等，西方学界提出了霸权稳定论、全球治理论等新制度来修修补补，创造了联合国、世界银行、WTO等组织，以维护西方发达国家和利益。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更强调超越时空束缚，以整体意识、全球思维和人类观念，对现有制度体系进行改革，推动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一系列创新的主旨在于弘扬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来超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之间的隔阂、纷争和冲突，强调彼此之间要守望相助、弘义融利、心心相印、风雨同舟、命运共担，尊重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明和多彩文化，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更加美好的世界。
      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
      时代是思想之母。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必须弄清楚孕育这一思想的时代背景是什么？综合而言，全球性相互依赖加强、全球治理面临新挑战以及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构成了这一时代背景的主基调。
      首先，全球性相互依赖促使人类命运紧密相连。当今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高度相互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性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展的相互依赖性。环顾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融入到全球大的发展体系之中，奉行开放发展、包容增长的理念与政策，同时将本国的发展战略与他国的发展战略很好地对接，这样才能实现共同的、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当今世界各国发展机遇与愿景相互关联，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于世界而获得发展。因而，这种发展必然是一种互动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多赢的发展、共同的发展。二是风险与挑战的相互依存性。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粮食安全、核危机、难民潮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世界各国与地区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风险与挑战的跨国性、联动性特点决定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在风险与挑战面前不允许有“旁观者”、“退缩者”，更不能有“转嫁责任者”“损公肥私者”。世界各国需要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共同面对挑战，合力应对危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三是议题的相互交融性。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科技等不同议题领域的边界已经远不如之前那样清晰可见，并且这些议题的相互交融性与交换性明显增强，从而极易引发“共振效应”。这种议题领域的交互性特征使得国家间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从而要求各国必须以一种整体的、系统的视角与方法来加以应对与处理。总之，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其次，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主要基于二战后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国际机制、规范、原则与模式。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际权力配置的变化以及全球性挑战的日益严峻，现有国际机制暴露出重大缺陷。联合国发布的《2010年世界经济与社会概览：重探全球发展之路》报告中坦承，“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暴露了金融市场运作的体制性失效以及经济决策核心的严重缺陷，而且，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紧随其他几场危机爆发的”，粮食、能源、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接踵而至，暴露了我们的全球治理机制在这些挑战面前，存在的严重弱点”。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无法反映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也无法有效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有鉴于此，国际社会迫切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构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再次，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离不开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这种责任担当至少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第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也反复强调这一点。1983年12月1日，他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表示：“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古代我们做得不错，对人类有突出的贡献。”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讲：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可见，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理念才使得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将注意力聚焦到世界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第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所赋予的文明的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新探索，也是对人类社会总体发展规律的宏观认识与整体把握。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没有科学的方法指导，这样宏大的思想体系根本无法构建起来。从文化角度来说，中华文明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立身处世之道，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境界，“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道德情怀，这些理念与基于人性本恶、物竞天择的西方政治哲学有着明显不同。这种文明的滋养早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就了中国国家行为与国际行为的自觉性。从理论准备与方法指导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观的一种继承，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使用“共同体”的表述，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如“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等。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阐释共同体，主张“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着眼于社会中每个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更自觉站在人类整体的高度来审视与考察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突破与超越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禁锢与制约。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汲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又继承并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这也最终回答了为什么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21世纪的中国才能提出这一宏大战略思想背后的深刻文化因素与理论积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中国贡献给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全世界的政党合作、全球治理、建设人类美好未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世界贡献了协和万邦的和平发展观。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等理念世代相传。和平和发展是紧密联系、辩证互动的，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以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续和平。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也是紧密联系、辩证互动的。中国人始终认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世界贡献了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中国人“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使我们一直秉持文明多样性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和世界上其他文明是并行不悖的，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犹如百花园中争奇斗艳。每一种文明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最重要的体现在尊重各国对于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方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各国都要从各自的文明传统和发展实践中汲取智慧，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总结自己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我们既要各种文明和文化“各美其美”，也要通过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使各种文明和文化“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昌议为世界贡献了同舟共济的安全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希望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人类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一国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之上，别国面临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安全应该是普遍、平等、包容的。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需要坚持共建共享。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观。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自然心存敬畏，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也是人类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家园，为了人类共同的未来，我们应该共同呵护好不可替代的地球家园。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指南和实践要求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高兴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要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的共同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与繁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深刻，其核心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要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五个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五大发展观念”，即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五观”又进一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是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指南。
      因此，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必须坚持以“五观”为指导。这是因为，坚持新发展观有利于各国充分释放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并通过开放、共享进一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持续发展的新世界。坚持新安全观有利于人们树立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有利于调动有关国家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有关国家平等参与全球和地区安全治理，通过对话协商更加充分有效地解决安全难题，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新世界。坚持新合作观，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共同发展，在尊重彼此利益的同时不断谋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把合作共赢的理念转化为各国实实在在的自觉行动，才能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才能推动建设一个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世界。新文明观超越了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明形态的差异，与冷战思维、强权政治划清界限，提倡所有国家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完全平等，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有利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有利于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利于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新世界。新全球治理观打破旧思维藩篱，倡导各国共同面对困难和挑战，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共同分享治理权利和成果，为破解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新思想，有利于推动建设一个民主协商，公平正义的新世界。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是成功的根本，实践是将理念与行动联系起来并在理念指引下获得实效的桥梁和基础。因此，要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步变成现实，必须将其付诸实践，化为行动，让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整个世界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要求，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要立足现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像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是全球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许多国际组织的创始国和重要成员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用好现有国际组织，使其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利用国际组织这一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会越来越大，得到支持和响应的国家也会越来越多。第二，要推进全球治理创新。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很大程度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物，一些理念和规则与当代人类进步事业发展的需要已经不相适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推进全球治理的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组织创新，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新的国际多边合作和治理框架中推动国际体系发展与完善，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新的国际合作机制转化为实际行动，不断扩大各国利益交汇点，有力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第三，要完善相关国际规则。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需要依据一定的国际规则，不同国家会根据不同理念来构建不同的国际规则。我国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出发，深度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推动形成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规则体系。这一国际规则体系将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涉及文化、能源、环境、卫生、安全、反恐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不仅包含成文的国际规则，还包含不成文的国际习惯；不仅包含全球性制度，还包含区域性制度。
      2018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五周年。中国通过不断努力，推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并参与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正能量。我们相信，只要坚持“理念和实践”相结合，通过中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同心协力，团结奋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的伟业将不断取得新成果，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系四川师大经济与管理学院退休教授，人文理论研究所所长，内部期刊《夕照明》编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