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工（2）
王宗全
有一天下午，我在“前指”——前线指挥部——一个搭在河滩中央的五间牛毛毡棚子里写稿子。下午两点上工了,按惯例要放高音喇叭。我们东兴营“前指”用的50W红灯牌电子管三波段收扩音机，带两只25W的高音喇叭，喇叭绑在前指房顶的木杆上，正对着河堤。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星期二，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停台休息。但工地上需要革命声音。我就去调台，整个中波都是一片静默。我就去收短波。随着旋钮慢慢地转动，一阵强烈的电磁干扰声后，突然传来一个男中音：
“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华广……”
我吓得手一哆嗦，赶忙将旋钮转动。真的，当时我额头上冷汗都出来了。虽然只有十一个半字，因为“广”字才发出一半我就调开了。虽然只有短短地三四秒钟，但是整个工地上的人都听见了。在那个年代，收听“敌台”——“敌台”主要指台湾、美国和苏联的对华广播。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台湾想反攻大陆——是严重政治犯罪，是要被判刑的。
我们江油县电影院有个老放映员，就是因为在一九七四年一次放《新闻简报》时忘记倒片了，结果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会见西哈努克亲王的画面是倒着的。短短的几秒种，电影院内一片哗然。这是个相当严重的政治错误。但查这个老放映员三代都是百分之百的产业工人，属于革命同志，最后只是叫他去当管理员，拿着个手电筒在影院熄灯后帮后来的人对号引路。
我们东兴营就有人想把这个事情做做文章。收听敌台就是严重政治错误，更不用说你是让千百人听见了敌台广播。我们东兴营的李营长是个刚转业的副连长，铁塔似的，三十五六的样子。敢作敢为，他说“啥子收听敌台？我就在工地上，我都没听见。人家是知青，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表现很不错。在工地上也干得挺好的，做了那么多事，算了算了。”据说还有人告到团部去，又是李营长一肩膀扛了。但我仍然被划入裁撤之列，准备打道回红旗五队了。
我走后的第四天，整个东兴营都掀翻了，四处在找王宗全。
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四八路传言带信找王宗全。那时候通讯落后，找一个人难，找一个四处漂泊的知青更难。我累了这么久，想趁河工大部队撤军之际休整休整。我连行李都没拿，便跑到五公里外的县城里，躲在我的一个在五金公司工作的同学那里去了。在他那里，可以练大字，可以看书。我同学虽然不爱看书，但他是五金公司办公室主任，他可以找来很多书给我看。日子悠哉游哉地过了三天。第四天中午，我回工地去取行李，刚一到工棚，几个河工惊咋咋地大叫：“王宗全！啊，王宗全回来了！”那神情那语气，就像一个外星人突然降临或者是一个逃犯被他们逮个正着。
我问：“啥子事，啥子事？”
老李口快，说：“李营长冒火了，把何排长臭日诀了一顿。说我限你三天把王宗全给我通知回来，不然我立马撤了你的职！”
何排长就是我们红旗五队的生产队长何德贵。何排长闻讯立马赶了过来，生怕我又走了，拉着我的手去见李营长。李营长见我去了，咧开嘴直笑，说：“啊！王宗全你回来了啊，好好好，你还是到营部来，干你的本职工作，别人说啥你莫球管他。”
我又开始我的河工生活。
大部队撤走了，剩下的是些有技术含量的活。砌人头石，灌水泥浆，抹水泥面等等。每个营只留下六七十个人，保留东兴营建制，但对内则称基建队即水利基本建设工程队。保留营部。营部还是在河滩中央的“前指”。
我的工作相对要轻松些，我住在了前指。
每天天蒙蒙亮，河的上游对岸三0二厂的汽笛拉响了，某部队的起床号嘹亮地响起来了。我就翻身跃起，从涪江里端一盆冰冷刺骨的江水，脱光衣服，用毛巾一把一把地浇在身上冷水浴。我下乡前都坚持了好几年冷水浴了，但是用的是井水，现在当河工用涪江水洗，那刺激，那感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我和一个叫王庆山的回乡知青一起住在“前指”。这王庆山是我大哥的初中同学。他主要负责发放材料。我佩服他有一双好眼睛，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看书，半宿半宿地看，眼睛却没有看坏。
我们的前指在河坝中央，冬天涪江水面不宽不过二三百米。白天我就跑各连队收集施工进度和好人好事，写广播稿并用纯正的江油话播出；还要到团部去开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会，回来向李营长等汇报；还要办墙报；在驻地老百姓房舍的墙上用石灰水写大字标语；在新修的河堤上写慷慨激昂气吞山河的大字标语。忙得团团转。晚上就我和王庆山两个在“前指”，他看薛刚反唐之类的小说，我就写写东西，互不干扰，偶尔我们也摆几句龙门阵。听见外面有动静，我们发一声喊，操一根钢钎便跑出去围着“前指”仓库转两圈，仔细检查见无异常，便又回到棚子里各搞各的。
有一次，半夜时分，听见仓库有动静，王庆山吆喝一声：
“哪个？”
……
王庆山连忙叫道：
“小王，快！有贼娃子！”
我跳将起来，拿一棍钢棒跑出去，电筒光照见二人飞也似的逃了。我们奋力去追。那河滩全是卵石，很不好跑；而逃的两人却跑得飞快。我们穷追不舍，一个翻过河堤滚进一片菜地不见了。我见另一个也快要爬上河堤了，我捡起一块石头，猛地掷过去，只听“哎哟”一声，那小子应声倒地了。我扔的那块石头，简直太神了，砸在他左脚后跟了。我们将他押回来，五花大绑。前指没有电话，我叫王庆山看住这贼，我飞奔到营部去报告李营长。李营长立马起来，叫了几个人赶到前指。那个时候不懂法，就在前指审问。开始他不招，我们就打。用篾条铲他的腿，他惨声嚎叫。经不住拷打，他终于招了。说是他舅舅叫他来帮忙偷水泥，家里修沼气池。他舅就是跑掉的那个歹人。他说他们刚钻进仓库扛出两包水泥来，就被你们发觉了。连忙扔了水泥奔逃。
我说：“叫你站住你还要跑，你跑得到好快？老子从小就在练长跑。”
幸亏他没有反问那你为啥抓不我舅，我还真不知咋个回答。
李营长吩咐两人一班轮番看管，等待天亮。
第二天天刚亮，李营长就派人到团部报告。团部回话，这是典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近来各营都在反映水泥大量丢失，原来是阶级敌人搞破坏。上午刚上工时，公安局的骑着挎斗三轮摩托车来了。那老公安一进门，一眼就认出了那贼，喝道：
“许二娃，我日你妈，又是你嗦？”原来这小子昨晚撒了弥天大谎。他是个惯偷，人一根，球一条。好吃懒做，正事不做，专门做贼。于是就让他扛着一包25kg的小泥被人押着游河堤示众。
堤坝迎水面，先是用人头石一排一排砌上顶，然后是用水泥砂浆灌注石头缝，再用水泥抹面。我还兼任营部会计。每个月做一次账。出纳是东兴公社畜牧兽医站站长贺守元。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做的账簿。一分一毫，收支清楚。
一九七七年七月，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整治涪江工程基本竣工。全县人民在县委县革委领导下，还夺得七七年的小麦丰收。江油县召开了整治涪江、抗御夏旱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我以先进个人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很隆重。代表们胸佩缀着红花的代表证，在市民们的夹道欢迎下步入县人委大礼堂。在礼堂门口，县委书记郭景璞等领导同志迎候代表，我有幸和县委书记握手，激动不已。
大会召开的第二天，是经验交流。东兴公社小麦丰收，修河也圆满完成任务，所以在大会上介绍经验。稿子是我花了两个晚上给李营长写的，但上台发言的却不是李营长而是东兴公社书记蒋志明同志。
老天许是有意检验新河堤的质量，在表彰大会召开的第二天就连降暴雨，第三天上午，大会议程是参会代表步行巡视河堤。那时候江油只有一座大桥将中坝和三合镇相连。代表们从一桥过河，走到老三合场场口时，只见新河堤被湍急的水流冲开了一段三四米宽的决口，涪江河道在这里转了个弯。可能设计时对直射水流的冲击力考虑不足，也可能是施工时略有粗心，因为毕竟不是专业施工队伍，才造成这一点小尴尬。但只是使街口的几户人家进了水，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我们走到那里时，见一个老妇人正在哭诉昨夜惊魂一幕。我们一直走到江电灰管桥，过桥再从河堤走回县城，除了那个口子外，其余河段的堤坝可谓固若金汤。
河工生活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七年十月底才班师回“社”。我又回到了红旗五队，当知青。迎接我的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恢复大学中专招生考试制度。
河工又变成了悬梁刺股晨读晚诵形销骨立面如槁灰的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