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队纪事（一）
王宗全
“江油县东兴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现在演出开始！第一个节目：大合唱《社会主义好》”
露天，晒坝，简易舞台，台口一根8号铅丝上挂着两道紫红色帷幕，台口两盏明晃晃的油气灯——我们那里叫“气炉子”（“气炉子”烧煤油还要加气。油箱上有一个打气筒，气炉子用的灯就是一只石棉丝做的套子，套在灯中央的灯座上，点燃后在油和气的作用下，那灯罩烧得如同白炽灯一般，这种气炉子可能失传了）。观众或坐或站，热情饱满，边观看演出，边聊庄稼、收成，婚嫁、国家大事等等。
宣传队演出的多是些歌曲、舞蹈、表演唱、三句半、对口词、金钱板、莲花闹等节目形式。宣传的是毛泽东思想引领的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新变化，新风尚。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是非常流行非常普遍也非常时尚的一种群众性文艺组织。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当时是神圣的事业，虽然大部分百姓对“毛泽东思想”只有朴素的感性认识或者说朴素的阶级感情，但人总是要有精神生活的。要有娱乐、观赏、品鉴等文化需求的。所以，在文化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就应运而生。
宣传队的演员完全是业余的，像现在的志愿者一样。不拿工资，不拿出卖费，也没有补贴。本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朴素的阶级感情，“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布景、道具都是极简陋极简单的，大部分是自己动手制作的。各地各单位的宣传队还真不乏能工巧匠。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名字是统一的。地方有，军队有，工厂有，农村有，学校也有。宣传队给热爱音乐（声乐、器乐）、舞蹈、曲艺的人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不仅仅自娱自乐，而且还担当相当光荣相当重大的政治任务——宣传毛泽东思想。
农村的宣传队没有音响，没有专业灯光，没有卡拉，但有OK。人们看演出的热情很高。并不亚于现在看进口大片的阵仗。听说哪里有宣传队演出，十里八村，呼朋引辈，欢呼雀跃，特别是女孩子，还要收拾打扮一番，才前往观看。
工厂里的宣传队，因为有钱，所以装备相对精良些，他们有乐队，有的大厂子宣传队还有铜管乐队，农村里的宣传队，有些有板胡，二胡，笛子之类的民族乐器，都是宣传队员自己的，买的乐器价格低廉，所以音也不准，但人们并不在乎这些。
我当时就读于东兴人民公社完全小学六年级，文革开始后，初中不办了，我们就在学校里造反。
我是属于那种好动、好奇，特淘气的小孩，喜欢模仿电影里的坏蛋，学说他们的台词，模仿他们的动作，逗得大人和同龄人哈哈大笑，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模仿秀”，我是天生的男低音，声音特浑厚。几十年以后，我的一个教音乐的同事说我的声音很有磁性，歌声有穿透力。但是我从未在台上或台下独唱过，除了音乐考试。可惜当时没有哪个伯乐发现这个天才男低音。在我大哥的影响下，我学会了吹笛子，在我二哥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拉二胡，并且得到过我们东兴公社的音乐高人——当过志愿军文艺兵的但家庭成份较高所以早早就回乡的刘胜俊——的点拨，我当时就能拉《病中吟》《江河水》等二胡名曲。正因为我比较活跃，所以我从小学二年级起就连任班上的文娱委员，直到五年级的时候班上转来一个工厂里来的女生，长得挺洋气，脸上有些雀斑，老师很喜欢她，让她当了文娱委员。隔了没两天，班主任老师的粉笔盒里就多了一只癞蛤蟆。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是文革的特别产物。
文革时期，偌大个中国只有8个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当时毛泽东夫人江青被称作“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们认为文革前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封、资、修”（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的东西，不让演，不让看，更不让出版出品。但十几亿人口的一个大国，完全没有文学艺术那该是怎样的一片恐怖的静默。所以，江青们挑出几个革命思想性较强的戏来，让艺术家精心打磨，后来隆重推出名之曰“革命样板戏”。自1967年以后，各地各级宣传队都大演样板戏。说不来普通话就说各种方言。还有些地方说的是四川方言，唱的是京剧唱腔。，那时候没有京胡，没有伴奏磁带，但是可以清唱。
当时，我们东兴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阵容庞大，人才济济。我们排演的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公社卫生院的医生赵兴礼（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赵先生已经辞世。谨以此文表达我的哀思）扮演英雄杨子荣，演员是从各大队、生产队抽来的。有些还真有点文艺“细胞”。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王廷贵先生演少剑波。王先生当时在东兴公社那可算得上是个全才，什么都会。正因为他才华横溢，就有些恃才傲物。所以后来就遭了。那是后话，先按下不表。我就演“八大金刚”（土匪头子座山雕手下的八个“中层干部”）之一。
我记得有一次到东兴公社一个边远大队去演出。我演的“八大金刚”这类土匪化装是被妖魔化的。脸上画的油彩横七竖八的。演出完毕就走路回家。演出地离家十多里山路，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在深夜走十多里山路简直不可思议，但在当时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开始我和大家一起走，但是我的鞋带散了，我蹲在路边系鞋带，系好后抬头一看，他们已经转过前面山头不见了，那时候我只有十一二岁，深更半夜的走在漆黑漆黑的山路上，心里确实发毛。我就往前跑，路很窄，两边丛生的荆棘伸到了路中间，我仿佛觉得有人将我往后使劲拉了一把，“扑通”一声，我掉进了一条胸口深的沟里。我肯定当时很狼狈，手脚并用爬了上来，大声喊：“王老师，等到我！”隐隐约约听见前面有说话声，我便狂跑起来，但“扑哧”一下，。又踏进了路边的冬水田，寒冷刺骨。此时顾不了许多，费力拔出腿来，跌跌撞撞地往前跑，前面宣传队的人发现我不见了，就在路边等我，我才与他们会合。
到家门口，我叫门，母亲披衣起来给我开门，她一手端着油灯，一手拨开门闩，拉开门，见我脸上油彩敷得如鬼王一般，头上是明晃晃的冷汗，母亲大吃一惊，连忙朝后退。我跳进屋内，坐在椅子上说不出话来，母亲问我怎么弄成这样了。以前演出，脸上要先擦凡士林，再涂化妆油膏，演出结束，用草纸揩掉油膏，再用肥皂洗净，还一个本来面目。但是那天晚上因为路远，加上那个大队对宣传队不热情，所以演完后我们装都没卸就走了。第二天我便发高烧，大病起来，我母亲说是那天晚上撞了邪，遇到鬼了，脸上画得花姑琳当的，鬼魅以为遇到了同类便摄走了我的魂魄，所以就生病。要将丢掉的魂魄叫回来，人才得好。待我稍微好些，傍晚时分，母亲领我去“喊魂”。
母亲右手拿一个“响刷”—— 一根竹竿，一端用刀背锤破或用刀划成对称的竹块，在地上一拍七里叭啦地响用以鸡翅驱赶猪、鸡等家畜家禽是谓“响刷”；左手拿一个“虾扒”——用竹条编的捞鱼的类似撮箕样的工具。母亲领我走到堰塘边，母亲边走边喊：
“幺儿呢，山边水边，三魂七魄走丢了，你该回来了！”
我就按她事先教我的回答：
“回来了。”
—路走，一路呼唤，一边将响刷在地上拍得辟里叭拉响。围着八角堰塘喊了一圈，这样如此三番地喊过，答过，走过，我的魂魄就附体了。几天过后，我的病就彻底好了。
还有一次，我们东兴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建设大队演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建设大队接待我们很热情。大队妇女主任很热心也很热情，她问宣传队长兼导演王廷贵老师，要准备些什么道具。王老师说，可能要准备几个碗碟、酒杯、筷子等，因为 《红灯记》里有一场“赴宴斗鸠山”的戏。演的是日本鬼子宪兵司队长鸠山请公开身份是铁路扳道工人的中共地下党员李玉和喝酒，其名是说要和李玉和交朋友，其实是要让李玉和交出地下交通员送来的密电码本子。
妇女主任听说准备碗筷酒杯，她就想，那必然要有点下洒菜。那时候，猪肉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卖的。当时一个礼拜逢一次场，不是逢场天根本就买不到肉。李主任是个豪爽女人，她就将自家的一只大公鸡宰了，炒了一大碗青椒鸡肉；又将她老公舀的白酒装了半瓶，演出时一并端上台来。那年月，吃一顿肉是很不容易的事，吃肉就叫“打牙祭”。
当晚演出时，演李玉和的是胜利大队的王玉清，他以前在川剧团唱过戏的，后来随全家下放到东兴公社来改造的。唱功也好，也有造型。演鸠山的是建设大队的杜子荣，我们平时叫他“肚子痛”。他们一上场，便闻到诱人的鸡肉香和白酒香，开始他们还能控制自己：
李玉和上场唱“二黄原板”：
一封请帖藏毒箭，
风云突变必有内奸。
笑看他刀斧丛中摆酒宴，
我胸怀着革命正气、从容对敌、巍然如山。
［鸠山上。
鸠 山 哦，老朋友，你好啊？
李玉和 哦，鸠山先生，你好啊？
［鸠山要与李玉和握手，李玉和视若无睹，鸠山尴尬地将手缩回。
鸠 山 哎呀！好不容易见面哪！当年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你还记得吗？
李玉和 噢，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 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鸠 山 呃！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是初交吧！
李玉和 （虚与周旋）那就请你多“照应”罗！
鸠 山 所以，请你到此好好地叙谈叙谈。来，请坐，请坐。老朋友，今天是私人宴会，我们只叙友情，不谈别的，好吗？
李玉和 （应对自若，探敌虚实）我是个穷工人，喜欢直来直去，你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鸠 山 痛快！痛快！来来来，老朋友，先干上一杯。
鸠山真的倒了一杯洒递给李玉和——
李玉和 鸠山先生，你太客气了。实在对不起呀，我不会喝酒！（推开酒杯，掏出烟袋，划火抽烟）
鸠 山 不会喝？唉！中国有句古语：“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哪！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实在抵不住喷香的鸡肉和白酒的诱惑，鸠山将酒美美地喝了下去。这“李玉和”咽了两口唾沫，顺口说道：“那我也喝一杯吧.”这两个家伙完全出了戏，进入到食货仙境之中。
他们你一杯我一杯，夹起鸡肉来大快朵颐，完全沉浸在忘我之境中了，台下的观众看着他们吃，干着急，前面的闻得来鸡肉顠香，后面的虽然闻不到香味，但看得到他们吃东西，眼馋得了不得。
前面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大喊起来：
“这两个狗日的倒吃得安逸喔！”
这一句犹如《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小孩的一声吆喝，全场顿时炸了，有的笑，有的骂：“演啥子哦，光在这里吃东西。”
场面完全失控。那时候虽然闹，吼，但还没学到外国人扔皮鞋扔臭鸡蛋那些不文明习惯。
“鸠山”和“李玉和”也完全从大快朵颐的忘我之境中出来了，酒也醒了，但场面他们也无法控制了。多亏王廷贵先生急中生智，迅速扮成日本宪兵上台来大声喊道：
“报告队长，外面发现可疑人员！”
那“鸠山”也倒还机灵，马上接道：
“紧急集合！”
台下观众还以为《红灯记》又出了新版本。
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第二天公社革委会召集宣传队队员大会，会上革委会主任李正文讲话，他铁青着脸，首先肯定了宣传队的成绩，不辞劳苦，为贫下中家和广大社员群众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普及革命样板戏。但是有些同志吊二郎当，麻痹大意，被糖衣炮弹打中，忘记演出了，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责令“鸠山”和“李玉和”写出深刻的检讨，除在大会上检讨外，还要将书面检讨送公社革委会留存。
还有一次，我们宣传队排演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们学校总务（现在叫报账员）康伯才老师演“常猎户”。其中第三场“深山问苦”里，常猎户问杨子荣：
“你又做买卖又当兵，到底是干什么的？”
杨子荣 我本来就不是买卖人。（摘下风帽，露出红星）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常猎户（惊疑地）你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剧本有提示，常猎户的口气是“惊疑地”但康老师从来都是说的四川话，平时话说话语速就比较慢，有些字音还绊舌，听起来颇有些滑稽。演出时，他把这一句说成了：
“你也是解—放—军！”
他把“你”字咬得很重，“解放军”三个字的每个字又拖得很长，加上咬舌头，那给川腔观众造成的效果就是对杨子荣不但有怀疑，更有轻视，瞧不起，你这么个人居然是解放军？这一演出，康老师这六个字的台词可成了最大热卖新闻。人们没记住其他人的其它台词，单单记住了常猎户的这一句，大街小巷都在学说。公社革委会哭笑不得，立马追究，恰巧康伯才老师家庭成份是地主，这下可了不得，但罪名又不好安，你说他破坏样板戏吧，他又在参演，其它台词又没问题，只是这几个字语气语调不对；你说他演对了的吧，但怎么听怎么不对味。
公社革委会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将康伯才老师叫到公社革委会批评一通，让他写出深刻的书面检讨，责令他把这几个字念快点，中间不能拖不能顿。如果下次演出时再像原来那样说，老账新账一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