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队纪事（二）

王宗全

1975年，我下乡当了知青。

这一年，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即“四化”的宏伟目标。

这一年，邓公小平大刀阔斧，大抓整顿，大见成效。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我不顾父母的反对，不顾大哥在连续三封信中提出的“三弟如果执意要下乡，后果自负！！！”的警告。（我后来才明白，大哥连用三个感叹号是错的，再强烈的感情、再强硬的语气，用一个感叹号就足够了）

我下乡到东兴人民公社红旗大队第五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为了讴歌农业学大寨的大好形势，红旗大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宣传队以知青为主，还有少量的回乡知青。

红旗大队宣传队条件比较简陋，但宣传队员排练节目可以记工分。所以大家的热情很高。节目不愁，收音机里听得多了，就学说学唱。小合唱，舞蹈、相声等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我和一个叫阳子的知青合说的相声颇受欢迎。红旗七队有个成都知青叫孙建华，高挑身材，爱说爱笑，是个典型的“活宝”，什么节目他都想插足，跳舞极其别扭，令人喷饭，唱歌一开始就跑调，普通话叫人听了心里比刀戳还恼火。他害怕宣传队不要他了，他说我给你们抱衣服，提东西什么都行，回去做活路好恼火哦。

我们先在大队礼堂演，获得全大队贫下中农一致好评。然后在东兴公社文艺会演中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东兴公社为了迎接全区的文艺会演，又抽调各大队宣传队的骨干组成东兴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代表队排练节目，参加治城（今彰明镇）区的文艺会演。

东兴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代表队可谓人才济济：全意大队的成都知青陈德光，外号“光光”拉一手好二胡，水平不在我之下。他拉二胡，完全进入忘我之境，人琴合一，出神入化。嘴里叼一根纸烟，以致烟灰掉在裤子上浑然不觉，每条裤子都烧得大洞小眼的；和平大队的成都知青李金生，小提琴拉得相当于地县级水平。他虽然是知青，却常年在一些地、县文工团搭班拉小提琴。一两个月回一次生产队，表示他还是这个生产队的知青。他从来不干农活，因为拉提琴要手指修长而且灵活，摸锄头扁担手指粗了，按弦就不准了。当时排演了舞蹈《春耕忙》《洗衣舞》器乐合奏《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长征组歌》（选段）等，高调参加治城区的文艺调演，获得一等奖。治城区又在东兴公社宣传队代表队基础上加入了治城、大堰、新民（今龙凤镇）等公社的部分宣传队员。大堰有个知青叫李世珍，从小专门学过舞蹈，那身材，那长相，那舞姿，用现在的话说叫“超一流”的，一段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清华独舞”，把全场观众给镇住了。治城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演了大型舞蹈《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舞蹈《赤脚医生向阳花》《洗衣舞》等节目参加江油县文艺调演。演出是在县城中坝（今江油市中坝镇）公园里的露天灯光球场就是现在江油市宏信证券交易所那里。城里万人空巷，球场四面看台上人山人海，压轴大戏就是治城区代表队的舞蹈《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李金生的小提琴独奏《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和李世珍的独舞《赤脚医生向阳花》。那情景简直就是两个字：轰动！再两个字：震撼。治城区代表队毫无争议地获得了一等奖。奖品是每位宣传队员一根白毛巾，上面印有“江油县文艺调演一等奖  1976”字样。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崇高的政治荣誉。

演出的轰动效应从下列事件中体现出来：东兴拉提琴知青李金生被江油县境内的一个省属大厂点招了；跳独舞的李世珍被贫下中农推荐上了上海交通大学。

我没有被国营大厂点招，也没有被推荐上大学。虽然我在从东兴到治城再到江油县城的会演、调演中小提琴拉了，二胡拉了，小号也吹了。我属于那种在足球场上打中场组织的人，在宣传队属于那种穿针引线，铺路搭桥，低音过渡，高音领航的人，属于门门懂样样不精的人。我初中毕业后，我父亲专门到成都花400圆人民币（相当于现在8000圆人民币）给我买了把广州产的金雀牌小号，他老人家是个商人，很有点商业投资头脑。当时知青的出路主要是等待工厂招工，但僧多粥少，还得给公社管知青的送礼，没门路的礼都送不出去。还有一条路就是在艺术或体育方面有特长，被某个厂矿相中后会被“点招”的。我拜江油县文工团的彭明义先生为师，彭先生是吹单簧管的。每天早晨起来练长音，红旗大队的人听到我的小号声，便知道该起床了。

后来我才明白，学艺术要从三四岁就开始入道才能有所作为，而我们这些则是成年后才学的，无论天资有好聪颖也只能整个业余水平。所以我没被大厂矿相中也是情理中事。县上的文艺调演结束，我回红旗五队继续务农。

我参加的最后一个宣传队是1978年我考入四川省江油师范学校后。

江油师范成立于1943年，最初的名字叫江油县立乡村简易师范。历史悠久，大可和南京晓庄师范、四川德阳孝泉师范媲美。

我们是恢复高、中考制度后首批进入大、中专的，颇有些春风得意。我们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发愤刻苦，悬梁刺股，口号是“把‘四人帮’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江师有学生会，学生会有文体部。文体部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学校的宣传队一般是在“五一”、“国庆”“一二.九”“元旦”节日演出。江油师范的宣传队颇有些家底。首先有专职音乐教师，音乐教师王芳祖先生，长得很富态，一看就像是个音乐家，女高音响遏行云。她的腿有些不方便，但她教学生舞蹈，一个示范动作，就够女生们模仿好几天。她有时挖苦那些唱歌跑调的人说：“你都左到山那边去了。”其次七九级又是在老绵阳专区21县招的，人才济济；再次，江师宣传队有些乐器、道具。

王先生惠眼独具，上过两节音乐课，便委我以乐队副队长之重任。并要我们几个“文艺”在各班招兵买马组建江油师范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我们乐队里有数化班的欧庆国，一管竹笛吹得悠扬婉转招蜂引蝶的。像当时的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等老欧吹得和收音机里都差不了多少；数理班的杨正锋，那吉它弹得许多大龄青年都如痴如醉。那时候对大部分人来说，吉它还是个稀罕玩艺儿；还有队长袁光华，手风琴拉得硬有点俄罗斯味道。他和我都学中文专业，但他课桌上，寝室里全都是英语书。他当了不晓得好多年知青，在读江师前就是资深民办教师（拙文写作时，老袁早已驾鹤西去，谨以此文表达江师七九级同学的绵远哀思）。

我开始是拉小提琴的，乐队里高音乐器多，这样就势必产生“音墙”。所以王芳祖先生要我改拉大胡。大胡是民族低音弦乐器，比二胡大三倍。有了它，乐音就显得沉实而不飘浮，厚重而不嚣张。有了大胡的加入，乐队的效果那简直不摆了，每次排练，校外不少老百姓都跑进来看热闹。

江师七九级宣传队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是1978年五四青年节。

演出是在1976年搞全县文艺调演的那个灯光球场。江师宣传队严以庄的女高音独唱——电影《黑三角》插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使全场鸦雀无声，唱完后足足二十秒，才爆发出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许多市民都说想不到江油还有这样的人才。

我的师兄陈定康先生创作的诗朗诵《春天奏鸣曲》，由我小提琴配乐，校花陈小邛（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就是那个漂流过长江，徒步穿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对西藏情有独钟，到云南怒江寻访过僜人的女人）朗诵，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高雅艺术在江油县这样的小地方是不多见的。

1979年春节刚过，江师宣传队奉县委宣传部、县武装部之命，开赴青莲为即将出征的解放军某部演出。那个时候的我们，爱国心、报国心、杀敌心都是非常强烈的，我们满腔热血满怀激情为将士们演出，动情处，台上台下唏嘘不已。精彩处，台下欢声雷动。一个月后，这支部队凯旋，点名要江师宣传队再去劳军演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卡拉OK的兴起，麻将的泛滥，人们娱乐消遣的方式多元化，宣传队这种组织形式日渐式微；加之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人们一门心思搞票子，并且用经济杠杆来支配一切事物，所以宣传队的历史使命也必将终结。

毛泽东思想仍然需要宣传，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走完了她的光辉历程。虽然她只是一种群众性组织，但她却影响了，教育了，熏陶了整整两代人。宣传队融文艺性，娱乐性，教化性于一炉，她传输的是正面的向善的积极乐观的思想和观念，它和现在正在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现在城里到处可见的坝坝舞，虽然具有健身性，娱乐性，但却缺乏观赏性和教化性。

人是社会化群居动物，需要交流，需要文化。疯狂追逐金钱，使人们的精神变得空虚、麻木和脆弱。

现今在不少中小城市，经常有破旧宣传车放着大喇叭招摇过市：“今晚八点半，某某歌舞团劲爆献艺！”这些以牟利为唯一目的的江湖班子，绝大部分是些低俗、淫秽的货色，这些东西对社会的污染，对青少年的腐蚀，对文化环境的危害，不可低估。

如何在知识经济时代建设以传统文化为底色，融时代元素为特色，旨在宣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群众文化，培育国民较高文化素质，仍然是个大课题。